“墨”，是郑守林有生之年学会书写的第1397个字。

　　2014年7月22日清晨5时，87岁的郑守林合上了已经睁了一夜的眼，安静地从这个世界离开。

　　送葬的前一天，郑守林曾经的部下张殿学从北京赶来。灵堂之外，他把一支用红色绒布笔套装着的钢笔交给郑守林的次子郑建友。

　　遵照郑守林遗愿，长孙郑晨将爷爷骨灰中的一部分，撒于来北大荒工作后的第一个地方—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二分场四连。

　　葬礼结束的当晚，郑守林的遗像被老伴张桂琴和长子郑建华摆放在家中的书桌上。

　　清香缭绕，音容宛在。遗像前，张桂琴把家族成员叫在一起：“老头儿（指郑守林）光明磊落了一辈子，唯一让他抬不起头的，自己是个文盲只会写千百个字。所以他最希望你们活到老学到老。”

　　蓦地，三岁的郑依墨—郑晨的女儿、郑建华的孙女、郑守林的重孙女跳到张桂琴面前：“太奶奶，啥叫文盲？”

　　带着15个字跨过鸭绿江

　　1927年，郑守林出生在辽宁辽阳，父母是裁缝。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辽阳后，郑守林的父亲带着全家5口逃至乡下，寄住在父亲的堂弟家。

　　8岁起，郑守林被送至邻村最大的一个庄户家做长工。9岁那年，在村中井口提水回来的路上，为了躲避一只野狗追击，郑守林误入了一个私塾先生的家里。老先生见他与自己孙辈年龄相仿便问他叫什么、想识字吗。郑守林低头不语，半天才挤出了一个“穷”字。先生摇摇头，在一角废纸上用小楷写下了4个字—“郑守林”、“穷”。

　　郑守林如获至宝，把这四个字天天带在身上，放牛、打柴的间隙用树枝在空地的沙土上临摹，未出五日便牢记于心。一日，他又从私塾先生家门前经过，想再进去求几个字，却被家人告知老先生因体弱已经卧床不起了。至此，“郑守林”和“穷”就成了他童年和青年时代认识并会书写仅有的4个字，直到解放战争爆发。

　　1946年，郑守林在去镇上买洋火的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抓去作了壮丁。1948年3月，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对固守于吉林四平的国民党守军进行肃清，郑守林所在的团就地起义。

　　而后，郑守林作为人民解放军战士参加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直至赴朝作战之前，他除了之前4个字，还会写“毛主席”“共产党”“人民解放军”。

　　1950年10月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到1953年7月凯旋回国，这期间，郑守林识别并能书写的字数已达到50多个，这当中有“三八线”“美帝国主义”“坦克”“和平”等词组。

　　正当郑守林自喜取得的识字成绩时，国内正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扫盲运动”。

　　史料记载：新中国成立时，国际形势严峻，全面振兴国民经济已是燃眉之急。当时各地基层干部、群众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而工人则是现代工业的生力军。

　　然而，中坚力量和生力军当时的文化水平非常低，要使他们能够充分理解党的政策、响应政府对国内外问题所作出的决定，就必须提高识字量。对此中央提出，从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扫盲运动，并将扫盲教育纳入正规的学制中。

　　有学者著文披露，扫盲教育是我国在建国初期教育工作的中心，根据教育对象不同分为工矿企业工人教育、干部教育、农民教育三类，分别由工会、文化部门和教育部门负责，各部门都专门设立了学校用于开展扫盲教育。

　　根据中央扫盲工作委员会在1953年提出的脱盲要求，干部和工厂工人的识字量为2000字，城镇工人和市民的识字量为1500字，农民的识字量为1000字。

　　尽管郑守林认为自己已经开始认字了，但量化来看仍属文盲。

　　识字班上总迟到

　　回国后，郑守林先回老家与张桂琴完婚，而后于1956年奔赴黑龙江北大荒，参加八五二农场的创建工作。

　　由于郑守林在朝鲜战场中是坦克车的车长，故一到北大荒便被分配到八五二农场二分场4连做副连长，分管开荒机车的管理和维护工作。

　　这一时期，全国各地撒落在田间地头的农业合作社均举办了规模不等扫盲识字班，拥有军队血统的军垦农场也组织力量，对以复转官兵为主的农场建设者进行扫盲教育。

　　郑守林所在的农业生产连队距最近的识字班并不远，只有3公里，但由于识字班开课基本都在晚上，而这正是机车检修的时间。这期间不仅需要他现场调度指挥，有的时候还需亲自上手维护。因此，郑守林就成了识字班上的迟到名将，最后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再去了。

　　尽管如此，郑守林还是鼓励妻子张桂琴去扫盲。起初，张桂琴认为自己是妇女，识不识字不重要，在家带孩子做饭才是正道，结果却遭到郑守林呵斥：“现在不是旧社会，新中国的劳动妇女和男人是平等的。”

　　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受教育水平普遍很低，90%以上的妇女是文盲，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工作的妇女文盲又占全国文盲总数的95%以上。

　　听话的张桂琴第二天晚上就去识字班上了课。让她颇为意外的是，来上课的妇女占了一多半。因此，张桂琴的学习积极性很快就被调动起来了。每次上课回来后张桂琴会把学到的生字教给郑守林，郑守林的识字量在这段时间也增加到一百多个。但随着儿女的陆续出生，难以保证听讲时间的张桂琴，此后也就很少再去学习了。而那些能够坚持背着吃奶的孩子继续听讲的女同学有的被农场抽调做了会计，还有的做了食堂管理员。

　　40字的推荐信

　　1969年，郑守林的长子郑建华12岁，上七年级。代课的语文老师名叫张殿学，是一位北京来的知青。在一次需要家长签字的作文本上，郑守林发现张老师在给郑建华作文的评语栏中用红笔留下了几行字，尽管这些字有一大半他看不懂，但他觉得张老师的字很清秀，于是便有了见一见张老师的想法。

　　起初，年轻的张老师以为郑守林是来交流孩子的学习问题的，后来才知道，郑守林是来请将的。

　　原来，随着农场开垦土地面积的增加，农场新增了不少大马力作业机车以及先进的开垦种植设备，而原来以专业官兵为主要技修力量的人员，文化水平不足，很难在短时间对照上级给的文字材料对机车和设备进行标准化养护，因此急需一名文字理解能力强的，又能讲通说透的人来补课。

　　得知郑守林的来意后，张老师当场就答应了下来，而事实证明，郑守林请将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一月后，在农场各个连队的机车维护竞赛中，他们连队的机车性能最好。

　　1970年春天，在郑守林从会写的100多个字当中挑出了40多个字，给农场领导一笔一划地写了一封推荐信，推荐中学代课教师张殿学到连队做技术员。一周之后，张殿学来连队报到。郑守林特意买了一支英雄牌钢笔，并让张桂琴用红色绒布做了一只笔套一并送给了张殿学。

　　告诫子孙别做“睁眼瞎”

　　20世纪七十年代末，郑守林被调到同属黑龙江垦区管理的油料储备库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主任，去上级主管单位开会成了常态工作。

　　由于识字量不够，每次开会郑守林都不做记录，就只带耳朵去听，回来后再凭记忆做汇报和传达，基本上能够记全会议内容。可是有一次，新上任的上级主管单位领导发现自己讲话时，台下的郑守林不拿笔也不带本，于是将这种目无领导的情况反馈给郑守林的直接领导。直接领导本想说出实情求得领导谅解，没想到新上任的领导却更生气：“识字不多不就是文盲，不就是睁眼瞎吗？睁眼瞎怎么能建设好社会主义?”

　　事后郑守林觉得新领导话糙理不糙。于是他把这件事告诉了4个正在求学路上奔走的儿女，多年以后又将给孙子孙女们听。

　　1987年，光荣退休的郑守林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字典和10本小学生用的生字本。1997年，郑守林的识字量突破了1000个，并开始从邮局订阅《人民日报》。2007年，80岁的郑守林给在北京某中央直属单位工作的孙子郑晨写了一封长信，勉励他学无止境。郑晨发现，爷爷的信字迹工整且无一错别字。

　　2011年，郑晨的女儿郑依墨出生。84岁的郑守林原本想写一短诗送给重孙女，但发现“墨”字还没学会。老人的次子、在哈尔滨从事在线教育工作的郑建友在电话里安慰父亲说：“您已经认识1395个字了，很伟大了！这个字您只要认识就行了。”“不行，不做睁眼瞎！”

　　此后的3年里，郑守林继续受阿尔茨海默病影响，对身边的人和事已经淡忘了。“墨”，成老人会说不会写的口头禅。

　　2014年春末夏初，张桂琴发现郑守林自行坐在书桌旁，一边看着郑依墨的百天照，一边在纸上写“墨”，直至2014年7月18日住进医院。

　　而“墨”字，也成了郑守林老人会写的第1397个字，也是最后一个。

　　郑旭

　　原标题：《一个文盲的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