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具有平等、包容、开放的特点，文明之间以合作而非竞争为主流。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实践都说明，傲慢狭隘的文明观不仅难以赢得其他文明的友谊和呼应，更会阻碍自身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正是基于对文明本身特点和文明之间关系的精准把握，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直接回应当今世界对于“文明”的疑问，给出中国方案，赢得了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响应。这正是中国为世界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

　　“文明”这一概念由来已久，早在《易经》中就已经出现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记载。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明”的概念也在不断演进，现代汉语的“文明”概念已经完全不同于古代。关于“文明”的定义众说纷纭：在德国学者斯宾格勒所著《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文明”(Zivilisation)更倾向于民族共性的外在特性，与重视内在特性的“文化”形成对比;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则将“文明”(Civilisation)定义为“文化财富的总和”;汤因比等西方学者也有着自己对于“文明”的理解。

　　由于对“文明”概念的理解不同，对“文明”的分类也多有不同：很多西方学者将“文明”进行了二元划分，即“西方”和“东方”;另有学者虽然承认文明的多元性，如斯宾格勒提出了“八个文化区域”，汤因比划分了“28种文明类型”，但他们仍然沿用了“东西方”的分野方式，并且常常夹杂了对于西方文明高于其他文明的先验判断。

　　现代学者如政治学家亨廷顿依据世界各地的宗教、语言、人种、文化等特征，划分出了8种主要的文明，包括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并且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对其他文明而言并非“普世”，但他的论述仍然落脚在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上，认为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最终难逃“文明冲突”的结果。这一文明观仍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痕迹，其对于非西方文明仍有明显的、根深蒂固的成见。

　　由此可见，虽然对于“文明”的研究数不胜数，近百年来世界各地非西方文明的兴起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但在学术层面，有关“文明”的话语却仍然掌握在少数西方国家和西方学者手中，这就导致了对“文明”的研究整体上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如果将其他丰富多彩的文明都纳入西方的框架中加以审视，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根植于非西方文明的国家则易于落入西方文明的话语霸权陷阱中。因此，势必要重新审视“文明”这一概念，提出“文明之问”，以脱离“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反思“西方中心论”的不足，重构“文明”这一概念的价值。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分论坛的主旨发言中，笔者用英语就“文明之问”进行了阐述。

　　平等之问——文明是平等的还是层级的？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度占据世界主导地位，因此从西方兴起的“文明”概念，往往将彼时相对发达的西方文明视为“高等文明”。即使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的国家崛起之后，西方世界的傲慢仍然溢于言表。尽管在进步的浪潮下，“人种论”已经被公认为是种族歧视，但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敌视和蔑视仍然严重：从最早的“黄祸论”到今天的“中国威胁论”，中华文明一直被部分西方学者、政客和媒体当作异类加以渲染;在“人种论”等相继破产后，这些势力又将根植于西方文明的制度视为文明优越的例证，以傲慢的姿态对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非西方文明品头论足。

　　然而这种层级式的文明观早已不合时宜。世界上只有很少一部分国家属于传统的“西方文明”，更多国家是根植于当地独特的文明而建立的，即使是曾被西方长期殖民的地区如拉丁美洲、非洲等，也纷纷在自身的历史土壤上演化出独特的文明形态。文明的类别如此丰富，这种百花齐放的多样性正是文明的魅力所在。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各不相同的文明之间并不存在高下之分，西方式的“文明傲慢”以自身为先进标尺，要求其他文明削足适履，不仅对非西方文明十分不公，更背离和危害了人类文明多样性这一基本属性。

　　不可否认，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每种文明都经历过繁荣和衰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总有个别文明的影响力更加强大。但这并不能作为文明“先进落后”之分的理由。一方面，兴衰起落是文明本身内在的属性，将人类文明放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来看，相对于每种文明历久弥新的独特文化底蕴，其一时的兴衰对人类文明史的意义可以说微不足道;另一方面，由于不同文明的源流不同，所处环境和发展轨迹不同，并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所谓“文明标准”，这更说明了文明之间关系的基本属性是平等的而非层级的。

　　包容之问——文明是包容的还是封闭的？

　　每一种文明都有着各自鲜明的特色，却也并非一成不变;相反，每一种文明都处在动态发展变化之中，都在不断吸纳本土和外来的新的文化成果，让文明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正是众多文明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而发展至今的关键所在。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任何一种延续至今的文明都如海洋一样汇集着四面八方的水源，才保持其活力与魅力。每种文明发展至今，相比于文明演化之初都大有不同，这正是该文明的一代代成员不断推陈出新、吸收自身和外来新的文化成果的结果。这种发展非但不是对过去的背叛，反而是对文明本身价值的尊重和发扬。因为文明本身就带有包容的属性，每一种文明最初都是由不同的人群聚集起来，相互包容、共同发展，继而不断吸纳更多不同的人群创造出来的。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今天多样的文明。

　　对每种文明来说，根植于本文明传统的文化宝藏和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改进的文明成果同等重要。每种文明都有其内在的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质，如同文明的根基;而文明的大树想要枝繁叶茂，就需要不断地吸收来自外部的光热和水源，才能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历史的经验证明，封闭的态度是文明发展的大敌，固步自封正是滋生傲慢与落后的土壤，只有时刻保持对内对外包容的心态，这种文明才能应对不断出现的挑战，让自身永葆青春。

　　尤其是在跨文明交流日益密切、越来越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与新挑战不断涌现的今天，对文明包容性的要求更加凸显。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可以抗拒交流互鉴的大势，同时，仅仅依靠任何一种文明的能力和智慧都不足以应对所有问题和挑战。在这种形势下，文明的发展更需要以包容的姿态广泛吸纳各文明的精华，融合各文明的力量，才能共同战胜困难，共同实现发展进步。

　　开放之问——文明是开放的还是孤立的？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地的联系趋于紧密。但各文明间交流互鉴的历史却远早于近现代：早在两千多年前，各文明间以冶炼技术为代表的技术交流就已开启，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也络绎不绝。张骞通西域之后，丝绸之路将亚欧大陆连接起来，各文明的物产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每一种文明都在交流中吸取了来自其他文明的精华，并受益于此。即使受山川地势和技术、生产力水平的阻碍，各文明仍以开放的态度迎接来自其他文明的人群、物产与思想。盛唐时期，从阿拉伯、波斯等地往返于中国的使者、商人数不胜数，经过西域进入中原的物产和艺术成为唐朝都城的时尚。相反，进入闭关锁国时期后，中华文明非但没有因为“闭锁”获得安全，反而进入了衰落时期。

　　到了现代，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等古老文明在深入发掘自身文明潜力的同时，通过不断引进其他文明成果并加以本土化，重新焕发出生机。拉丁美洲地区则将外来文明与本土文明相结合，孕育出了独树一帜的拉美文明。

　　开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不同文明中每一个组织和个体的需要。全球化的今天，各文明之间开放的交流、互通有无的关系让文明中的每一个组织和个体都受益，即使是最普通的个体在生活中也在享受来自多种文明的产品，获取来自多种文明的信息。这种关联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日益加深，为每一个文明及其成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进一步证明了没有任何一种文明能够孤立地存在于世界上。绝大多数文明都认可开放对于文明发展的关键意义，并且乐于不断地扩大开放，增进文明间的沟通与交流。

　　开放理念本就深深镌刻于文明的基因之中，也是文明内生的发展动力。对于任何一种文明而言，只有通过交流互鉴，不断吸取其他文明的优势，弥补自身不足，才能生生不息。

　　合作之问——文明是合作的还是竞争的？

　　从亨廷顿1993年发表《文明冲突论》一文、继而在3年后编纂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之后，“文明冲突论”就成为政界、学界热议的焦点。在很多西方学者和政客眼中，文明之间的竞争性不仅存在，而且将成为未来世界发生冲突的主要根源。

　　然而，时隔20多年，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虽然在部分地区有所体现，但从未成为居于首要地位的冲突方式。相反，部分政客对“文明冲突论”的盲从与利用，反而制造了文明间的矛盾。这正说明，文明之间关系的主流仍是合作，而非竞争乃至冲突。

　　文明不同于主权国家，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和指标加以划分，并不存在其他领域常见的泾渭分明的竞争，更没有任何一个指标体系能够描述文明之间的所谓竞争。尽管文明之间并非总是和平共处，但合作始终是文明间关系的主流。文明间合作的例子数不胜数，从绵延千年的东西方贸易交往到文化上的交流互鉴，文明间的合作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

　　即使以主权国家作为文明的代表来看，仍然无法改变文明之间以合作为主旋律的事实。一方面，当今世界的复合相互依赖程度前所未有，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融入了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各国各领域间的合作在数量和深度上都使得国际合作成为了无法取代的必需品。在这种复合相互依赖中，各国政府、企业、组织和民众也大多从中受益，这种合作符合各国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大势下，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逐渐动摇了国家间议题的绝对主导地位。这些全球性议题已经超出了单个国家乃至文明所能应对的区间，必须依赖于各文明间乃至全世界的通力合作。在众多全球性议题面前，国家间的竞争已经居于次要地位，更重要的是如何弥合各国间的分歧，实现跨国跨文明的合作，以应对共同的威胁。

　　（作者许勤华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坤泽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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