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玉峰，1962年5月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眼科主任。全国道德模范、白求恩奖章获得者、中国好医生。他致力于眼科角膜移植的创新性研究，独创“姚氏法角膜移植术”，解决了角膜移植世界性难题。
曾经有人问我，当初为什么选择眼科的角膜病专业？为什么留学后选择回国？为什么要普及“姚氏法角膜移植术”？这些问题需要追溯到少年时代。
我出生于1962年，7岁那年经历了一次眼睛外伤。当时我的左眼血肉模糊，眼眶的整团脂肪被撞出来，父母和邻居都以为我的眼珠子被撞出来了。我被抱到医院后，一位医术精湛的眼科医生，给我做了彻底的清创缝合。他告诉我的父母：“好险啊，如果偏上一毫米或者深入一毫米，孩子真可能要失明了！”两周后是我小学入学报到的日子，结果检查后，我受伤的眼睛视力完全恢复正常。这段特殊的经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对大夫的感恩和崇敬，我向往着自己长大后也能当一名眼科医生。
1977年，我上高一的下半学期，得到了高考即将恢复的通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1979年，我考上了医科大学，成为“新三届”（指1977、1978、1979级）大学生之一。我们在校学习的时候，中国社会处在转折变革的重要节点上，在离开校园走向社会的时候，也正是改革开放序曲奏响之际，百废待兴，各行各业亟需用人。
1984年，我成为了一名眼科医生。进了这个专业后我才了解到，角膜病是眼科的大病。据统计，全球共有4000多万名角膜病人，而中国就占了四分之一，这其中的300万病人已经失明。这些数字让我倍感沉重，于是我将自己的专业方向锁定在了角膜病上。
留学日本大阪大学期间的姚玉峰（左四）。图片由姚玉峰提供
要把角膜病治好，需要多方面的基础知识和临床技能，当时国内经济落后，医疗设备简陋，知识技术匮乏，角膜病的治疗一片空白。幸运的是，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开放不断扩大，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鼓励留学，我获得了卫生部的公派留学奖学金，得到了赴日本大阪大学读博士的机会，几位导师都是国际眼科界的泰斗。
机会来之不易，我在大阪大学读书期间特别刻苦。几年的努力，我在角膜病的研究上，取得了三项在世界上有独创意义的成果。因为这三项成果，素以严谨苛刻出名的大阪大学医学部的教授委员会，一致同意我提前两年进行博士论文答辩。
答辩后，导师们给我创造条件，希望我留下来继续向更高的学术高峰冲刺。日本当时的工作条件、平台团队比国内要好得多，面对导师的诚恳挽留，我有过犹豫，有过纠结。但是，静下心来，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学医？我为什么要出国求学？”想到万里挑一选派我出国留学的祖国和母校，想到急需救治的国内千百万角膜病患者，我坚定了回国的决心。因为，“学成回国、报效祖国”是我的初心，初心我不能忘！
之后，美国哈佛大学也多次向我伸出橄榄枝，我也婉言谢绝了。我坚信，祖国正处在千载难逢的大发展时代，中国现代医学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春天，这也是我个人施展才能、回报社会的最好时机。事实证明，我当年的选择没有错。回国后，一切从头开始，艰难创业，我组建了自己的团队，建立了一个现代学科，我发明的“姚氏法角膜移植术”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姚玉峰（左一）给外国专家演示“姚氏法角膜移植术”。图片由姚玉峰提供
“姚氏法角膜移植术”发明的基本设想是我在日本期间完成的。主要的设想，是把患者角膜的最后一层内皮层保留住进行角膜移植，这一层的厚度仅仅6微米，不到头发丝的十分之一，经过这样的移植可以规避排斥反应。但是人角膜的内皮层实在太薄，要保留住再移植，实在太难了，这成为我技术设想的“拦路虎”！经过无数次的研发、摸索和磨合，我终于形成了获得发明专利的暴露后弹力膜用的“姚氏勾镊”及一整套姚氏手术器械，还有分离充填材料的粘弹剂。
真正把姚氏法角膜移植用在病人身上，是我回国一个月后的事。1995年5月20日，我33岁那年，主持了世界上第一例采用最新剥离术进行的角膜移植手术。术后无排斥反应，患者三个月后视力达到1.0。接着是第二、第三例……所有移植均实现零排异！排斥反应这个世纪难题，解决了！
2002年，经过多年的实践验证，我把这项技术的临床结果总结成论文，发表在国际眼科界最有影响力的杂志Ophthalmology上，美国眼科科学院当即配发了快讯，称这是角膜移植领域的一大技术突破！这项移植术后来被国际眼科界命名为“姚氏法角膜移植术”，被编入美国医学教科书，还被写入国际角膜移植发展史中。很快，“姚氏法角膜移植术”被大范围应用在我国国内患者身上，也被推广到美国、日本、欧洲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