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砥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核心是解决好动力问题，而重中之重是要在激发科研人员内生动力上做文章。确权分割的意义在于，从供给源头上明确了学校与发明者的产权配额，赋予科研人员以充分的处置权、收益权，使知识价值看得到、后期收益摸得着。这一点一旦明确，干事动力自然就不一样了。
发明人拿不走收益，高校完不成科技成果转化，政府得不到科技型企业，这样的“三输”局面怎么破？全国各地都在结合自身实际寻找解题之钥。日前，来自西南交通大学的一份协议引发舆论关注：学校通过对职务科研成果进行确权分割，激发了发明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热情，仅1年时间就成立了8家科技型公司。这项改革，被媒体称为科技领域的“小岗村试验”。
“确权”二字，可谓切中了我国当前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的肯綮。常言道：有恒产者有恒心。对广大科研人员来说，“辛辛苦苦搞转化，一旦成功了，自己能拿多少”是最实际的利益关切。而事实也说明，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之所以不高，很大程度就在于所有权、处置权、收益权不甚明确。在不少科研机构看来，科研人员做好科研乃职务行为、分内之责，成果转化则属溢出效应、分外之事。再加上相关审批流程繁琐且漫长，有时还涉及到不同领域间的协调，内生动力明显不足。一边是大量科技成果在论文纸上“睡大觉”，一边是急需好产品的企业找不到新技术，这般错配好比望水喊渴，着实令人惋惜。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核心是解决好动力问题，而重中之重是激发科研人员的内生动力。确权分割的意义恰恰在于，从供给源头上明确了学校与发明者的产权配额，赋予科研人员以充分的处置权、收益权，使知识价值看得到、后期收益摸得着。三七开也好，四六开也罢，重要的是传递了鲜明导向：搞科研促转化不仅仅是职务行为，更是每个科研人员自己的事。这一点一旦明确，干事动力自然就会不一样。近些年来，从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强化高校对成果的自主处理权，到各地因地制宜探索转化收益的奖励办法，再到此番西南交大从源头入手标定确权比例，莫不是着眼于此。
制度经济学研究表明，制度创新能够推动思维方式的变革、价值观念的更新，是技术创新的“点火器”。从3年转化7项专利，到1年成立8家公司，确权制度给西南交大带来的改变立竿见影。但不可否认，在我们目前的科技创新链条上，这样的制度创新还很不够，特别是很多原则性、共识性问题还停在口头、流于纸面。比如，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不同程度存在“红眼病”，面对潜在的成果转化收益缺乏足够“雅量”，舍不得“割肉”给科研人员。又如，在一些热门领域，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各拉队伍、各起炉灶，研究进展交流少，项目竞争交锋多，导致重复建设和科研资源浪费。如果说确权分割解决的更多是成果转化的动力问题，那么如何让科技成果更好落地，聚合起1+1>2的力量，还需要更多配套制度来支撑。
当前，创新正在重新定义“国家力量”，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更是落笔着墨的关键之处。从资源禀赋看，北京聚集了大量优质创新资源，在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创新区中，政产学研用得到有机整合，近者用、远者来，辐射全国，为中国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积蓄了实力。从制度创新看，北京始终坚持首善标准、先行先试，京校十条、京科九条等都走在了同期全国前列，在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分担、收益分配和资金扶持等方面树立了标准、引领了方向。着眼未来，最大限度发挥北京科技资源优势，制度层面的创新丝毫不能止步。不论是变革“让人的创造性活动为经费服务”的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还是完善“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科研人才激励路径；不论是破除“简单套用行政预算和财务管理方法”的科技资源管理模式，还是充实“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北京都要全力探索，以更先进更科学更扎实的体制机制，支撑起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一个个创新基地正日益挺立，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步伐不断加快。对标全国，北京应时时保有创新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既要不断壮大自身实力，不负首都职责使命，也要积极向深圳、上海、成都等兄弟城市取经，学习它们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点火器”，让创新引擎沉稳有力地加速，我们定将创造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