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自诩为万物之长。
非因能直上云霄，驾飞机遨游九天，与大鹏比肩；非因能乘风破浪，驶邮轮横渡大洋，与巨鲲竞速。盖因人有灵智，虽有个性，却知“任性”之害也。九天之高，非独倚双手可触；大洋之远，非唯仗双腿可达。若无外物为辅，此二者皆人力所不能及焉!古人云：“奇技赢巧，何足挂齿。”然以鲁班之妙，一人也难造“奇技赢巧”若此。纵人人皆技若鲁班，却各“任性”而为，不能众志成城，也难造飞机之大与邮轮之巨。
造物尚如此，社会亦然。
居庙堂之高，却不忧其民，肆意妄为者，终受其罚。杨跃国，也曾为人民的好公仆。人人皆爱华服珍馐，但不能抑其性于法度之内者，只能于幽圄中思己之过。
处江湖之远，却不潜心用学，追求享乐者，终为社会所弃。肄业而哀叹无用武之地者，非社会之罪也。人人皆喜玩乐嬉戏，但游而不息，虚度光阴，处杜甫之所向广厦之下，而碌碌无为者，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人尚如此，他物亦然。
众生皆有智，但独人能为万物之长，非因人之智胜于他物，盖因人知假他物之所长补己之短，一人之力有不逮，而抑其本性，举众人之力，方能承天下之托。
猩猩之智为人所共识，但其虽聪慧若人，却不能制其本性，常随性而为，喜怒无常，故居于人下耳。
人若任性而为，则与猩猩何异？
有人云：“魏晋风度，皆为任性所致。”
君只见，魏晋之人饮酒作乐，谈诗作赋，好不快哉。却不见民不聊生，皇帝闻民间之苦，却笑问：“何不食肉糜？”任性终为一人之盛筵，万人之苦难。何况，空谈误国，魏晋之乱，岂可以“风度”囊括之？
古人爱其子，当择良师而教之，当居良所而与德才兼备者友之。如孟母，三迁其家只为教子，故后世得闻其贤名。
今人爱其子，视若掌上之明珠，亲朋家属，悉听尊便，岂有不从之礼！故其子骄纵如是，于路旁见他人之物甚美，便欲夺之，万千世界，谁听竖子之言，一言不合其意，便将哭闹。待其长大，更有甚者，稍不顺其心意，便对他人拔刀相向，终将害人害己。
由子任性，莫若害子。社会不许容任性而为。任性如害群之马，一害若存，众马惶惶，永无宁日；任性如溃堤之蚁，众害齐聚，千里之堤，毁于一旦。任性之弊甚大，稍有不慎，社会难安。
但害群之马与溃堤之蚁何解？
害群之马，若于其幼时，便教其从善，待人以德，处事以礼，而非任性妄为，则害群之马便无藏身之地。溃堤之蚁，若于其初聚，便固堤驱虫，强我之堤，杀彼之虫，而非放任自流，则溃堤之蚁便无所藏身。
马蚁尚如此，何况人乎？
但人之天性，若何能抑?
人与他物无异，皆有七情六欲。但他物目光短浅，惟视眼前之蝇头小利，未见长远之计。故人能为大计而忍饥耐寒，而非为一时之欲而遮眼迷魂。人之不任性者，皆因其所图甚大矣!
幼时知礼而不逾矩，不从心所欲，故将来能以德服人，而非为三害作乱乡里；少时识进退而与人为善，不耽于玩乐，故将来能以智为佐，而非泯然众人矣；老时明法度而不倚权自重，不恣意妄为，故将来能为人敬仰，而非为社会所鄙。若幼时随性，少时任性，老时纵性，则为社会之所不容。况人人皆任性，社会如何能安耶？
唯有自幼育德，从少攻读，务实终老，人方可为社会之栋梁。而聚万千栋梁于一国，国方能强。而国愈强，则愈重育人；育人愈精，则害群之马愈少；害群之马愈少，则难聚众害为蚁，毁我千里之堤。中国能树于万国之林而不摧，盖因中国有向上之少年，沉稳之中年，不屈之老年，汇三代之力，而非各任其性，方能助我之中华强盛矣。
《荀子》有云：“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人非圣贤之身，需受绳就砺方知“任性”非有利于己，反有大弊之理，况“任性”不仅害己，也为社会所不容！莫为浮利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一时不任性，易也；一世不任性，难也。以一世之难而得万代之利，以一己之欲而换众人之便，凡人亦可为圣贤焉。若人人皆以圣贤为向往，人间将会是何等和美之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