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4日，在上映的第二十二天，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电影《二十二》突破了1.7亿元票房。
《二十二》的票房成绩，对于国产纪录电影而言实属不易。由此，《二十二》的身上被打上了无数标签：“纪录片爆款”“未映先火”“叫好又叫座”“院线黑马”“票房奇迹”等。在这些代名词的背后，是当下人们对于战争冷静的思考。
“比起票房，能让将近600万的观众走到电影院里面观看，是我认为《二十二》最大的成功，因为至少有这么多的人在关注、了解这段历史。”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二十二》导演郭柯说道。
缘起一篇文章
缘归一份安详
在《二十二》之前，郭柯还拍摄了同类型题材的纪录电影《三十二》。郭柯告诉记者，之所以想到要拍摄一部“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片，缘于他5年前看到的一篇文章。
2012年6月，郭柯偶然在微博里看到了一篇《中国慰安妇生下一个日本孩子》的文章。郭柯被老人的故事所触动，于是通过朋友介绍，联系到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在苏智良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郭柯很快找到了住在广西偏远农村的韦绍兰。
“韦绍兰顽强的生命意志深深地感动了我，由此我便下定决心，一定要把韦绍兰的故事拍摄下来，将这位老人身上强大的精神力量带给观众，同时也让这段历史故事世代保留。”郭柯谈道，于是，在《二十二》的前作《三十二》中，郭柯用极其克制的语言把90岁“慰安妇”老人韦绍兰和她那个“鬼子的孩子”的故事记录了下来。
拍摄期间，郭柯3次前往广西，陪同韦绍兰一起吃饭、聊天。而在这一过程中，郭柯一直坚持将韦绍兰老人当成自己的家人去拍摄。因此，他很少跟韦绍兰提及发生在1944年的那段岁月，从而避免让老人的伤痛再次蔓延。
让郭柯惊讶的是，老人不仅勇敢面对曾经的痛苦经历，而且积极阳光地面对生活现状，不卑不亢。结尾处，老人站在山上，眺望着对面层峦的山脉感叹：“这世界真的很好了，我会好好地活着。”
“我想为她们拍纪录片，就有了《三十二》，乃至《二十二》。老人们对生活充满了希望，这跟我以前预想的她们的生活态度是不一样的。”郭柯说。
数字在减少
历史不能被遗忘
从1932年到1945年，中国有至少20万名女性惨遭蹂躏，沦为日军的“慰安妇”。郭柯2012年拍摄纪录片《三十二》时，幸存的“慰安妇”还剩32人，到2014年《二十二》拍摄时只剩下了22人。如今，这个数字变成了个位数。
在《二十二》正式公映前，片中涉及的幸存者老人之一的黄有良阿婆，带着终究未曾得到公正裁决的遗憾，于2017年8月12日逝世。这时，中国内地的“慰安妇”幸存者仅余8位。
有人说，在郭柯的镜头下，老人们尘封已久的痛苦记忆被慢慢掀开，有些残忍。然而，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却道：看到了镜头下对老人们温暖的呵护。
在《二十二》面前，任何关于电影技巧和手法的讨论都显得苍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是真实的历史，而不是表演。“这部纪录片让所有人不必直面淋漓触目的血与泪，却能够让你感受到无所不在的凝重与沉默。”青年演员张一山谈道。
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二十二》选择在这一天上映，将公众的目光锁定在曾经饱受苦难的老人们如今的生活现状，让公众重新阅读历史、了解历史。
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日。这个节点上的《二十二》，可以说更加有着希望日本政府正视历史、承认历史罪行的道义责任。
还有遗憾
《二十二》的“未完成”
如果说还有遗憾，那便是《二十二》的“未完成”了。“让我最遗憾的是没能赶上记录邓玉民老人。”郭柯这样说。
2014年5月，电影摄制组到邓玉民家中探望，并和老人约定一个月后再来。但未及一个月，身体状况欠佳的老人就因病去世，最终还是没来得及将老人留在影片里。郭柯告诉记者，9月，《二十二》将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国上映，上映时将同时发布海南幸存老人邓玉民生前花絮。
对于影片的推广和营销，郭柯坦言，最初根本没有多余的经费花在宣传上。然而意料之外，自《二十二》开始创作以来，这部作品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演员张歆艺的资助，带动了演艺圈的连锁反应；29135位民众为本片公映的众筹，全国各地的提前点映，也令这部作品“未映先火”。
随着口碑的扩散，《二十二》吸引到更多影院以及观众的支持。上映第二天，该片排片上升到4.8%，单日票房达1339万元。上映第三天，该片的排片猛涨到10.9%，票房大涨到2592万元，也不断刷新中国纪录片的最高单日票房纪录……
这个暑期，人们从《战狼2》的热血中沉静下来时发现，战争中有英雄，亦有苦难。《二十二》有一种力量，“她”要我们正视一段历史，不是要流于仇恨，而是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的美好时光——这大概就是战争所应带给人们最完整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