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80岁生日时,有人问他一生究竟要做点什么事?他回答说:“志在富民。”费老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代宗师,其研究始终立足于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坚持学术研究要服务社会并致力于“富民”,提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应该服务于满足人民的需要。
探索农村发展的出路
在《江村经济》这部代表作的序言里,费老明确提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理解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重要性以及新的经济变迁对人民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他通过大量实地调查资料来说明,由于农村土地制度的不合理和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外部竞争的影响,农民陷入极其贫困的境地。他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饥饿问题。
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费老很早就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发展前途在于工业化,而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根本办法。同时,他通过对以合作为基础的江村小型工厂的实验,来试图解释和分析中国乡村工业化发展的特征和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后,费老“重访江村”,以此为新的起点,逐步扩展到对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的考察和研究,研究问题延展到扶贫脱困、小城镇建设、区域发展以及与发展紧密相关的文化问题。在《三访江村》一文中,他以自己研究中国社会作为起点,深入阐述了中国农村经济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初之间40多年经历的深刻变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多种经营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江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小城镇”蕴含“大问题”
在农民收入增加以后,费老提出,如何引导农民对生活资料的消费和如何有效规划并更新农村的面貌,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开展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内容。他特别提到,作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江村,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出现了乡镇企业发展的苗头,并将这种现象总结为“工业下乡”,指出这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工农结合和消除工农差距的一条道路。用今天的话来总结,在20世纪80年代,费老提出的“乡村工业化”道路是造福农民和缩小城乡差距的必要步骤。他基于对家乡农村的深入调研,结合人地关系和农村经济结构与发展变革的潜力,比较有力地阐明了在那个年代里农村“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的局面。
基于改革开放后江村的变化,费老开始关注农民富裕后的城镇化问题和其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1983年9月,他以《小城镇大问题》为题,就城镇研究做了一次重要的学术发言,他提出小城镇发展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既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带动了以城镇或集镇为核心的小型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促进城市化同时又避免大城市人口过多等问题的一个出路。同时,他清醒地指出,不能只看到小城镇的繁荣这一现象,也要看繁荣背后的事物,即小城镇的发展会带来哪些新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对于“小城镇”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究竟如何归属,费老指出,小城镇是联结城乡的纽带,应该成为农村的服务中心、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这些观点在那个时代是超前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即使在今天,尽管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小城镇的发展仍然离不开他所提出的三个基本功能。他还在文章中提出,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小城镇的类型和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因此,应从乡村工业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入手,再深入考察小城镇发展的大问题。
“富民”和“脱贫”是全国一盘棋
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与目标上,费老一直没有忘记边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发展,他始终认为,“富民”和“脱贫”是全国一盘棋,应该进行统筹规划有序进行。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题为《全国一盘棋》的文章中写道:中国的发展,从地区来讲是一个先发展和后发展的问题,从个人来讲是先富后富的问题。“共同富裕,协调发展”,这一指导思想不能动摇。
费老不断强调,富民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缩小东部与西部之间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差距。他提出西部地区的发展要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和东西联营来实现,同时要注重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模式。最令人惊叹的一点是,费老很早就提议重新打开“丝绸之路”,推进中国西部的发展。他认为,甘肃、宁夏、青海三省(自治区)历史上就属于一个经济地带,这个经济中心的恢复和发展,更长远的意义就是重开向西的“丝绸之路”,打开西部国际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部国际市场比东部国际市场更有潜力。
费老很早就认识到,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绝不只是满足于吃饱穿暖的基本需要,要考虑到更高层次的文化需要,要致力于追求精神世界的美好性。基于此,社会学研究者要进入农民的生活世界,理解他们的实际需要和诉求,为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之道和提升生活质量尽己之力,这就是费老所说的“学以致用”。只有这样,社会学的知识和方法才能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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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论城乡发展
现代中国主要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在中国的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发挥着沟通、协调、缩小差别、促进融合的建设性作用。事实上,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中国农民不仅是在创造着巨量的物质财富,也在创造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富有特色的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