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周满珍
8月19日，上映6天的纪录片电影《二十二》票房过亿，并将继续创造国内纪录片新高。从劝说母亲卖房子筹钱拍片到明星张歆艺个人资助百万完成拍摄，从上映遥遥无期到众筹宣传发行经费得以点映，从影院1%的排片率到13%，《二十二》的拍摄与上映历经磨难。
8月16日来武汉宣传的导演郭柯，接受了长江日报记者的专访。
一部和时间赛跑的电影
纪录片《二十二》拍摄于2014年，郭柯花了一年时间做后期剪辑，2015年拿到公映许可证。这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慰安妇”的幸存者加速凋零。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说：“对‘慰安妇’幸存者的调查，已是最后时刻。”
8月12日，就在《二十二》上映前两天，影片中的黄有良老人去世了。
这部纪录片中共有22名女性，平均年龄超过90岁。开拍过程中，已有一人去世。上映时，22个名字里，14个加上了黑框。
22位老人来自黑龙江、山西、湖北、广西、海南五省。无论在县城还是乡村，她们的生活一如郭柯导演所言，平淡到无聊，平静到没有剧情。太阳出来，她们起床，吃饭、打麻将、喂猫狗、听广播，更多时间则是沉默。太阳下山，或端着椅子，或拄着拐杖回屋，吃饭、睡觉……日复一日。
普通到就像邻家奶奶。惟一不同的，老人们背负着巨大的伤痛，却无法言说，“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但伤口从未愈合，痛到剧烈时，90多岁时重忆花季少女时遭遇的凌辱，哭得仍像个孩子。
苏智良教授的调查显示，抗战期间，有20万中国妇女成为日军“慰安妇”制度下的受害者。飞来横祸改变了她们一生。上海战时日军印有“慰安所”标记的场所，就达166所。日军甚至伪装公共汽车，在剧院等着，散场出来了，大家都要去乘公共汽车，就招呼到上面，一下子就给拉走了。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认定“慰安妇”制度是一种军事性奴隶制度，并劝告日本政府应该向受害国的政府，特别是受害国的妇女进行道歉赔偿，陆续有百余受害者站出来，并有24位幸存者多次远渡日本出庭作证，起诉日本政府。
2012年，郭柯因为一则新闻，开始关注“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并以居住在广西桂林的韦绍兰为对象，拍摄第一部纪录短片时，国内“慰安妇”幸存者尚有32人，片名定为《三十二》。
2014年，他决定将所有幸存者的故事都搬上银幕时，一些老人离世，片名由《三十二》变为了《二十二》。影片上映时，在世者仅余8人。
片尾加上了32099位众筹者名字
郭柯明白“也许5年后，这个数字就是0了”。他对记者说：“每个走进影院的观众，就像参加老人的告别仪式，可能是最后一次看到她们，请深情凝视。”对于拍摄这部中国最后的“慰安妇”生存状态的影片，从小由姥姥带大的他，觉得自己对老人们有着深深的感情，拍摄时没考虑过观众感受和市场期待，纯粹是以晚辈的立场，真心尊重，温柔对待，尽量少揭她们的伤疤，做一件“多年以后回头看，不会后悔、不会遗憾”的事。
7月9日，《二十二》在武汉点映时，邀请毛银梅（韩国名字为朴车顺，今年1月18日去世）的孙子孙女前来观看。17岁时，毛银梅被日本人以到袜子厂打工的名义，骗到汉口积庆里的慰安所。抗战胜利后，一直住在孝感。放映过程中，毛根梅的孙子孙女一边哭一边录像，郭柯看了十分欣慰：“我拍这部片子的底线，就是老人的亲人们看了不尴尬，小朋友看了不会害怕。”
2015年，《二十二》拿到公映许可证，为了赢得在影院公映机会，郭柯报名了很多国内外知名电影节，除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获得特别奖，收效甚微。片子在北影点映时，一位著名制片人甚至语重心长地劝他们，“别再投钱了，没有年轻人会看的。”
2015—2016年，《二十二》两度到韩国展映，毛银梅老人哼唱的《阿里郎》《桔梗谣》，同样让韩国观众泪奔。幸存“慰安妇”中，毛银梅的居住环境算是好的，她的房子便是韩国志愿者去孝感帮她装修的。
1998年，韩国民间集资建造了“分享之家”，供“慰安妇”老人养老。因为有很多志愿者陪伴，老奶奶们的晚年并不孤苦。韩国有针对“慰安妇”的专门法律：民间机构确认老人身份，上报政府认可，老人每人每月可以拿到约7000人民币的政府补贴。韩国有关机构曾试图把毛银梅接回去，老人拒绝了。
韩国“慰安妇”电影《鬼乡》，这部影片靠韩国民众众筹拍摄而成，片尾的75000个名字，就是参与众筹者。电影在韩国上映时，长达17天居于票房首位，打败同期上映的《疯狂动物城》。
郭柯也期待这种奇迹。2017年初，万般无奈之下，决定借用《鬼乡》模式，由官方机构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协助发起，众筹100万电影宣发费。没想到众筹时间才过半，三个月就筹满了资金。在《二十二》的片尾，郭柯加上了32099位众筹者的名字。
15岁的武汉男孩李墨涵的名字三次出现在片尾名单里。整个七月，他看了三场《二十二》的武汉点映，这位00后觉得这么好的纪录片应该被更多人看到，最后一场武汉点映由他发起，电影院里100来个座位，一半是亲友，一半是陌生的网友，全部坐满。
8月16日，郭柯来武汉宣传，电影院里黑压压一片的观众，所有的磨难都有了回报。
票房收益将捐出来
《二十二》的资助人、武汉媳妇张歆艺的微博记载，8月9日，《二十二》在北京举办首映时，全国只有数家主流媒体到场。张歆艺考虑了两天，决定向冯小刚求助。郭柯说，那封写给冯小刚的信，张歆艺准备了很久，当冯小刚原文贴出后，成为引爆点，不少媒体和大号持续跟进，转发热潮引发自来水效应，排片率从1%到1.5%到10%。
《二十二》的插曲《九重山》的演唱者燕池，是一位90后音乐人。连同插曲一起，90后观众非常喜欢这部纪录片，使郭柯对电影票房不再诚惶诚恐，“90后有非常好的分享能力。”
8月16日晚，观众见面会上，94后何定涛告诉记者，他已经看第五遍了，还发动了周围不少女同事一起看。
记者看完《二十二》，一腔意难平，再回头补看郭柯2012年拍摄的《三十二》。8月19日下午五点，B站上有近两千人同时观看，实时弹幕6000多条。
郭柯多次表示，影片票房收益部分除去还债，将捐给成立于1999年的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文中所有“慰安妇”字样，应郭柯要求加上引号，以表尊重。“慰安妇”是日本的单方面说法。）
︻访谈︼
最难的是和老人设定人物关系
读+：影片里有个细节，林爱兰老人抱怨说，拍拍拍都拍了几百张了还在拍，面对老人愤怒或伤心的情绪，当时会如何处理？
郭柯：没有一个人是愤怒的，爱兰的个性是这样，她不是反感，是有点不耐烦。为了不对她们的生活造成困扰，我们的摄像机架在离她们很远的地方拍了很多天。她不知道拍照和摄影的区别，以为咔嚓几下就完了。
这些老人中，爱兰特别有个性，但没有一个老人对我们有反感。如果有反感，我们就不拍摄，刘风孩老人，不愿意拍，我们就只在她家门前拍了一个空镜头。张先兔老人身体不好，我们就站在窗外看看她。
我一直躲在监视器后面，问题都由女编导去问，听到伤心处，那就忍吧，等老人的心情平复下来，或者等到她们想说的时候。
我觉得最难的是和老人设定人物关系，是被拍对象还是亲人，如果你把她当成自己的奶奶，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
李爱连老人是和摄制组非常熟悉后，才愿意说出当年曾遭遇了什么，并特意叮嘱：“门都关好了吗？”她回忆被日本兵抓去后，18岁的她被饿了三天三夜，有人扔给她一堆大葱，她一口气吃了8根，胃从此坏了。当她开始边哭边回忆那个凌辱她的日本人时，我让摄影师关掉了机器。“她是信任我们，才和我们说，再将她们的伤口，拍给别人看，是不道德的。关了机，我们还是继续听她说完。”
读+：片尾韦绍兰老人说：“这世界这么好，吃野东西也要留条命来看”，联想到她在短片《二十二》里总结自己的一生：“你讲很快乐的，没有。眼泪都是往心里流。”那种对苦难对生命的豁达，比愤怒和仇恨更有力量？
郭柯：这些老人自身带有这些东西。韦绍兰说这个世界红红火火，多么好，没人教她说这句话。它是纪录片，没有那么多人为的安排，这些老人都是宝贝，她们身上那么多珍贵的东西，被纪录片保存下来。我特别感谢这些老人，她们尊重生命，对苦难的豁达，人生的态度还那么乐观。这也提醒我们要多关注身边的老人，他们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发现。
观众认可用心之作
读+：张歆艺当时是出于对你个人情怀的赞赏而资助100万吗？
郭柯：张歆艺拿钱给我拍的时候，我们只见过三次。我告诉她，“这些老人正在相继离世，来不及了，我必须马上出发。”她被打动了，觉得这件事必须做，马上做，不久后便把100万打到我的卡上。
并非国内公众人物不关注，而是我们的传播出了问题，除了教科书和特定时间段的新闻，大家真不知道“慰安妇”群体的现状。冯小刚导演转发以后，转发的演艺名人非常多。加上观众的口耳相传，已经把这个片子带到另一个高度。所以说，张歆艺雪中送炭，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读+：你想通过这部电影改变什么?
郭柯：坦白讲，我没有想通过这部片子改变什么，我只是见到这些老人，觉得时间不等人，必须马上拍，再不拍就没机会了，想把我的眼睛看到的真实，呈现给观众。它上映两天后，票房过千万，只能说天时地利人和。《二十二》是2014年拍的，当时绝对没有人想到它会排在《战狼2》后面上映，《战狼2》又那么火，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二十二》的票房也证明了，观众认可用心之作。韩国导演为完成众筹，花了几年，我们几个月就达到众筹目标，这就证明了观众的眼光。
读+：当年中国至少有二十万“慰安妇”，有些不堪屈辱自杀，有些幸存，也有人走向了抗战的洪流，比如林爱兰老人，1939年加入琼崖纵队，是“红色娘子军”一员。你是否考虑过以她们为原型拍电影？
郭柯：我一般叫她爱兰或爱兰女士。她14岁加入红色娘子军，17岁被俘成为“慰安妇”，在慰安所里失去生育能力，腿也被打断了。但她性格刚强，眼神至今很锐利。她的房间里，放得最多的是刀，有菜刀、水果刀、镰刀一共9把刀。一些喜欢想象的人把这些刀和她对日军的仇恨进行附会，但熟悉了之后，爱兰告诉我们她是用来防贼的，她担心小偷偷走她代表过去功勋和荣誉的纪念章，她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至于你说的拍电影，我没有兴趣，也驾驭不了。我喜欢在平静的表面下，挖掘内在的力量。对特别商业的东西驾驭不了，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清楚地记得林爱兰是2015年12月23日去世的，2016年元旦我去看望她时，发现坟前只有一抔黄土。原来，按当地的习俗，林爱兰只有一个养女，直系亲属中没有男性，不能立碑，我找到当地相关部门，几个月后，这碑立起来了，上面写着“抗日女战士林爱兰之墓”，这是我能为爱兰做的。
温柔地对待她们，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
读+：影片借“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张双兵的后悔说出了她们的困境，“到头来，一分钱赔偿、一句道歉也没有。反而通过这种方式，让全村甚至全国的人都知道了她们的身份。”真实地面对这些老人的困苦，你会不会有些愤怒？
郭柯：其实我想象力不是特别丰富，看到老人现在的模样，偶尔会试图想象她们年轻时候的模样。但是看到老人就够了，她在你面前，一句话，一个表情，一个笑容，身上有太多东西值得你拍。老人能在90岁的时候，这样生活，就像我们的剪辑指导廖庆松（代表作《悲情城市》《刺客聂隐娘》）所说，真的不用千言万语，你就是看着她，就有故事了，并且超越影像本身。
至于愤怒，缘于你怎么看这种事情。愤怒有用吗？我能做的，是温柔地看待这个老人，多陪伴多倾听。她们活到八九十岁，不可能每天生活在痛苦里，真实的生活就是这么平静。愤怒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在她们离开世界之前，为什么不能温柔地对待她们呢？
读+：拍完片子后，你每年都会回到老人的居住地去看望她们，除了将票房收益捐出来，有没有想过趁热打铁，发起成立韩国“分享之家”那样的机构，为“慰安妇”群体提供帮助？
郭柯：那不是我所擅长的。我没有想通过这个片子去改变什么，而是用感情去记录她们。能推动我去做的事情，是出于感情。我就是一个纪录片导演，你不能说你拍了一个片子，就能为“慰安妇”群体做些什么。
读+:每场观众见面会，你都迫切地想和观众分享和老人相处的点滴，为什么？
郭柯：有这样的机会，当然希望把和老人相处的点滴分享给大家，把一些拍摄背后的故事，如老人为我们炸馒头片、送栀子花的故事告诉观众，哇，老人原来这么可爱。再回想一下纪录片，想想她们说的话，对老人的印象会更加深刻。
我只是希望观众思考一下，以前所理解的这个受害群体饱含屈辱和血泪，并非全貌，请温柔地看待她们，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
右为导演郭柯
把她当成自己的奶奶，
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
记者周满珍
昏暗的小屋里，陈金玉老人坐在自己的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