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春启
北京电视台要拍摄一部纪录片《北通州》，通州就通州，为何冠以一个“北”字？因为江苏还有个南通州。
说起来，南通州在前，出现在五代周显德年间（公元954-960年），由静海军改置；北通州则置于金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正是由于北通州的出现，江苏的通州才被称为“南通州”的。
元朝建都于燕地后，北通州的重要性随之上升。因为元大都离江南极远，“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通俗地说，就是元大都那么多官员、百姓，吃的穿的用的，全都要从江南经运河运过来。为此元朝在前代的基础上，大规模地疏浚运河，又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春至翌年之秋，动用军人、工匠、囚徒两万多人，历时一年半，开挖出一条由通州至积水潭的通惠河。自此之后，满载粮食和丝绸的船只便可从江南一直驶进大都城了。
元朝在利用运河运输的同时，也在尝试发展海运。
提议海运的，是丞相伯颜。至元十三年，他率军灭掉南宋后，曾命朱清和张瑄押送宋朝的档案图籍，由海道运往大都城。他想，如果让这两人走海路运粮食，应该也行。至元十九年，他请命于朝廷，获得批准，便指示罗璧等人建造海船。
罗璧（1244-1309），镇江人，至元十九年以明威将军镇上海。他接到伯颜丞相之命，监造平底海船六十艘。第二年，他和朱清、张瑄押送第一支船队首航成功，被赐予金虎符，晋封为怀远大将军、管军万户，兼管海道运粮。（据《元史·罗璧传》）
首航的航线应该是朱清、张瑄提供的，因为这条航线两人六年前就曾走过一次。
朱清（1236-1302），崇明人；张瑄（？-1302），嘉定人。二人初为私盐贩，后为海盗，被南宋官方追捕，后降于元军。至元二十二年，朱清封为万户，主管海道运粮，官至江南行省左丞。张瑄为千户，官至江南行省左丞。
到至元二十八年，整个海运“止令清、瑄二人掌之”，真是位高权重了。两人因聚敛了大量财富，也招来祸殃，被告有逆谋。大德六年，朱清自杀，张瑄及其子文虎被处死。八年后两人被平反——这是后话。
海运的航线调整了两次。最初的航线是从刘家港入海，经南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入洋，然后沿海岸线北上。这条线要绕一个山东半岛，“路多浅沙，行月余始抵（山东）成山”，从上海到杨村码头，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一个单程要走好几十天。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人提出改换航线，以便少走些弯路。于是次年，千户殷明略又开辟了一条新航线：由江苏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向东，入黑水大洋，直奔山东半岛东端的成山，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海河）。这条航线显然近多了，顺风时十余天便可抵达大都。
海运的效率虽倍于河运，但风险也大，“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间亦有船坏而弃其米者”。（《元史·食货志》）从至元二十年始，最初每年运粮四万六千五十石，至者四万二千一百七十二石。也就是说，途中损失三千多石。这还不是损失最多的。至元二十一年，运粮二十九万五百石，至者二十七万五千六百一十石——一年损失将近一万五千石！尽管如此，“然视河漕之费，则其所得盖多矣”（《元史·食货志》），就是说，虽然损失惨重，还是比河运合算。所以，至元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是年遂罢东平河运粮”。到元朝末期，元大都的经济生活几乎完全依赖海运。
无论河运还是海运，都须至北通州的张家湾。张家湾之得名就是因为张瑄。说罗璧、朱清、张瑄，是出色的航海家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因而他们也是值得纪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