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帅
时光无法倒流，但能借助文物触摸到最鲜活的历史，无疑是今人的幸事。近日，内蒙古大学发布了一条堪称石破天惊的消息：7月27日至8月1日，中国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与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合做实地勘察，解读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率大军大破北匈奴后所立的摩崖石刻。经过认真辨识，初步确认此刻石即著名的班固所书《封燕然山铭》。这是中蒙合作所获重大考古发现，详细的经过、内容以及资料整理和解读正在进行中。
汉匈战和数百年
燕然勒功，封狼居胥，是古代中原王朝展示武力功业的巅峰记忆。不同于后世那些在学院里孜孜矻矻的书生，班固随军出征，记录下了第一手的历史。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率大军大破北匈奴，作摩崖石刻文《封燕然山铭》，成为千古名篇。后世谈及追求功勋，亦以燕然勒功为寄托，如明代文人徐熥在《送李太守擢宪滇南》中有云，“他日勒功留片碣， 点苍如黛石嵯峨”，便是语出窦宪破匈奴的掌故。
燕然勒功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标志着汉朝彻底击垮北匈奴的势力，中原王朝与北方匈奴三百多年的战与和，最终以汉朝“虽远必诛”的胜利落幕。说起匈奴这个民族，它是秦代以来第一个对中原王朝构成军事威胁的游牧族群，但按照司马迁的考证，匈奴一脉，追根溯源仍与中华始祖相同。
《史记·匈奴列传》中写道：“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獯鬻、熏育）。唐虞以上有山戎、猃允、薰粥，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换言之，匈奴始祖淳维还是夏朝王子呢，在讲究血脉宗亲的传统观念里，匈奴侵犯中原，是数典忘祖的事情。只是，匈奴人不这么看，目前学术界对匈奴的起源，仍有夏朝说、东胡说、突厥说、羌人说等多种看法。不论怎样，从历史上讲，从夏商之交到秦汉之交，匈奴的迁徙历史颇为混乱，因为缺乏文字记录，即使淳维这个上古始祖真的存在，匈奴人也只能将他视为精神偶像，在现实中，他们需要一个真正强有力的领袖，来重塑本族的文明与记忆。
头曼单于终结了匈奴混乱无序的历史。不过，他很快被他的继承人、匈奴史上最有名的领袖人物冒顿单于杀死。司马迁以令箭鸣镝的故事来讲述冒顿单于的夺权之路，不论这些故事细节是否真实存在，从中能看到的是，冒顿单于结束了过去部落大会的权力分散局面，集中权力将近乎一盘散沙的匈奴各部凝聚起来。
一旦游牧民族出现了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权力中心后，它的军事力量就足以威胁到中原王朝，后世的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莫不如此。冒顿单于在打击东胡后，将刚刚诞生的汉朝当成猎物。由此，也就有了后来著名的白登之围、吕后书信受辱等事。如果说刘邦从白登之围脱险有运气的成分，冒顿单于晚年不得不放弃图取中原的念头，则因中原王朝正在从休养生息中逐渐恢复实力。冒顿单于之后的上百年里，汉匈之间或战或和，边境战事祸及黎民百姓，此处暂不多谈，而双方的和亲则是政治博弈。
博弈带来的是汉匈之间对对方更多的了解。汉朝逐渐摸清了匈奴的文化习性和军事能力，匈奴也在了解汉文化中，被其先进一面所吸引，但也找到了自己以战求和的定位。随着汉朝国力的提升，汉武帝时期（匈奴伊稚斜单于时期）发动了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等多次大规模战争，从过去一味防守、和亲的抵抗姿态，转变为主动打击对手。很多人了解的汉匈之战，正是武帝的多次用兵，汉朝在收复大量失地的同时，匈奴也遭遇了沉重的军事打击，“封狼居胥”便是这段赫赫武功的象征。
此后很长时间，匈奴陷入衰落与内乱，再也无力侵扰中原。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握衍朐鞮单于发生争斗，日逐王降汉，匈奴被迫放弃了西域。此后，汉朝控制了西域，匈奴势力范围再次减小。其后，汉匈关系战和不定，各有输赢，直到东汉国力渐强后，才有了彻底击溃匈奴的实力。
从白登之围的耻辱为开端，到三百年后的燕然勒功，“大汉天声”最终扬眉吐气，“且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经此一役，匈奴再无实力与汉朝对抗，用“一劳永逸”来评价这次胜利也不夸张。不过，这还不是汉朝和匈奴的最后一次战役，永元三年（公元91年），耿夔率领军队在漠北金微山大破匈奴，毫无悬念地击垮了匈奴最后的有生力量。金微山大概位于今天的阿尔泰山一带，这是汉匈交战中，汉军深入匈奴后方最远的战役之一。此后，匈奴残部只好西迁康居，逐渐向中亚、西亚一带转移。
想象边界与文化交融
今人解读历史问题，叙述者和被叙述者的界限逐渐模糊，燕然勒石是今人能幸运地与见证历史现场的实物“对话”的载体。剥去对一些“制造”的概念的叙述，西方史学理论界衍生出了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它对连接历史文本有更深层的作用。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释》中试图用符号学来构建历史的版图，从这个意义上讲，燕然勒石就是汉匈关系、东汉政治军事史上重要的符号，拆解掉后世对这段历史的各种阐释，便会发现，燕然勒石背后承载的是古人对国家疆域版图的想象。
古代国家的边界意识并不像今天这么清晰，寸土必争的前提是现代地理科学和地图测绘技术的诞生。但这不是说古代不存在明确的国家边界，在人口稠密的农耕区域，别说是国界，就是一级行政区的区界也可能是清晰的，但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比如高山峡谷、荒漠冻土，包括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原上，一些国界并不清晰。比如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疆域意识，与其说存在“地理国界”，不如说是一种想象中的“文化国界”。
古代中国人对疆域和地理的看法基于一种文化辨识，便是所谓的“华夷之辨”。尤其在遇到军事威胁时，文化上的中心论往往能让古人产生自信宽和的观念，这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以西方视角看待汉匈关系，从民族主义立场揣测古人所思所想并不合适，这也是为什么燕然勒功之后，汉朝无意侵占匈奴疆域，只是夺回“失地”——传统意义上的大漠以南的疆域。这固然有自然地理上农牧分界的因素，但也与文化观念有关。既然匈奴已经被击溃，其中一部分匈奴人也愿意汉化，也就不存在明显的矛盾了。况且，司马迁叙述的历史观对知识分子影响实在太大——既然匈奴的祖先也属于华夏一脉，本是一家人，只要让其归化便可。
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燕然勒功会被视为汉朝军事能力威慑的极限，“虽远必诛”的“远”为何会定在这里呢？其实，相比汉朝军队向漠北的深入程度，后世很少有中原王朝能将兵锋所指达到同样的程度，甚至连幽云十六州都控制不了，何谈更广阔的纵深。燕然勒石是当时匈奴人军事力量集结的地方，再往北并非无人居住，只是汉朝没必要再往北打了。在匈奴西迁康居的时候，原来匈奴势力范围的北部还有坚昆、丁零，东部有新崛起的鲜卑，以及更东面的肃慎，而最北面的丁零，也只不过在贝加尔湖附近，这已经是中原人对地理了解的极限。所以，在燕然勒石击溃匈奴，以“天下”观念视之，已经到达可统摄范围的极限，已经逼近地理认知的北界了，由此认为“天下”都归汉也未尝不可。
“文化国界”还存在于古人对异邦的想象中。匈奴有没有侵扰过更北方的蛮族，其统治范围的北疆界限，似乎一直没被纳入古人的精准描述里。即使是出使西域，在当时也有地理发现和探险的意味，更不用说向更北方的探索了。
比如，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里将元朝的北疆直接画到了北冰洋的边上，岭北行省横跨蒙古高原、西伯利亚，但元朝人到底有没有抵达北冰洋，至今仍有争议。从可考的史料上看，有材料称“诏瑞等入北海，往返数年，得日不落山”，所谓日不落之山，顾名思义，就是长年不落日的地方，也就是存在极昼现象。元朝曾涉足北极圈是有可能的，但将广袤的北冰洋沿岸的土地都纳入版图，从“地理国界”上讲，或许有些夸张。但是，从“文化国界”上看，当时北冰洋沿岸毫无人烟，即使是现在，大量冻土地带也近乎无人区，既然无人，从文化上统摄周边地区，进而辐射这些无人区，也是讲得通。同样的道理，匈奴人有没有去过更远的地方并不重要，只要他们的文化核心地带在蒙古高原，就已经满足了中原王朝对匈奴疆域的想象，二者的军事冲突也会围绕核心地带展开。当匈奴溃败后，汉朝也不会去做“地图开疆”的事情，就是因无此必要，只要让它在文化上归化，同时消灭一些不肯归化的残部就可以了。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才能明白燕然勒功的威慑意味。班固在《封燕然山铭》中赞扬窦宪率领的汉军为“鹰扬之校，螭虎之士”，浴血奋战，克敌无数，堪称“陵高阙，下鸡塞，经碛卤，绝大漠”，直到“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此次功勋的历史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即使是颇有历史洞悉力的班固，此时也毫不谦虚了。碑文上记载，“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千年前的刀光剑影早已在时间淘洗中湮灭，但石刻能讲述的故事，依然清晰可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