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鸡汤”泛滥的时代，宋江也被放进“鸡汤”里熬煮
《水浒传》第三十六回，宋江对自己杀死阎婆惜的行为做了一番说明：当下宋江一笔供招：“不合于前年秋间，典赡到阎婆惜为妾。为因不良，一时恃酒诤论斗殴，致被误杀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缉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无词。”知县看罢，且叫收禁牢里监候。
“一时恃酒诤论斗殴，致被误杀身死”。很明显，为了逃脱法律责任，宋江有意虚构了一些事实。杀惜案的缘起我们很清楚，宋江之所以杀死阎婆惜，原因并非是什么“为因不良”，而是阎婆惜掌握了也实际控制着宋江的犯罪证据——晁盖写给宋江的书信；也没有“恃酒诤论”这回事，宋江这么说，意在强调自己杀人属于酒后的一时冲动，不具有严重的主观恶性。以这些虚构事实为铺垫，宋江进一步地将自己杀死阎婆惜的行为明确地定性为“误杀”，而非斗杀、故杀，希望借此减轻自己的罪责。
宋江的脱罪思路，意在论证自己因为酒后失误而杀死阎婆惜，可是，检索当时的法律制度，即便按照宋江竭力虚构的事实，也难以将其行为定性为“误杀”。
传统制度中，“误杀”的涵义并不是简单地望文生义为“因为失误而杀伤”，作为一种定罪追责的依据，它具有确定的标准和界限，只有具备了特定的犯罪要件，才能构成“误杀”。具体而言，误杀分为因盗误杀、因斗误杀与疏忽杀人三类。法律规定，因盗误杀，主要发生在劫囚、窃囚的特定情形下；因斗误杀具体表述为：“诸斗殴而误杀伤傍人者，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减一等。”由此，要构成“因斗误杀”，受害人须是斗殴人之外的第三人。显然，就宋江的说辞来看，也不能构成“因斗误杀”；那么，按照宋江的杜撰，是否可以构成“疏忽杀人”型的“误杀”呢？
查《宋刑统·擅兴》“功力采取不任用”条：若有所造作及有所毁坏，备虑不谨，而误杀人者，徒一年半；工匠、主司各以所由为罪。《杂律》“医合药不如方”条：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
概而言之，《宋刑统》里，就“疏忽杀人”型的“误杀”，列举了两种情形：一是在营造或拆除建筑物时，相关责任人“备虑不谨”，疏忽大意，未尽到注意义务而致人死亡，徒一年半，这相当于现在的安全生产事故追责；另一种情形是，由于医疗活动中的过失，造成了严重后果，相关医师徒两年半，这相当于现在的医疗事故的罪责措施。而对照宋江陈述的事由，与此均不相符。
由此，虽然宋江极力辩解自己杀死阎婆惜的行为属于“误杀”，但是，其辩解同误杀的规定并不相符。实际上，笔者认为，宋江通过虚构事实，竭力论证的应该是“过失杀”。
传统的制度中，误杀、过失杀的界限大致是明确的，简而言之，误杀主要是指由于种种原因错置了杀人对象，过失杀则为出于过失而杀人。但有时候两者的界限却又并不明晰，甚至律文中，有多处将“误杀”与“过失杀”通用。例如，《贼盗》“劫囚”条：“既是因误而杀，须依过失之法。”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主观方面，两者存有交集：误杀强调对致人死亡之结果没有故意、没有预见，即所谓“目所不见”“心所不意”“出于非意”“备虑不谨”；过失杀同样也包括这一点——《斗讼》“过失杀伤人”条注文释过失杀伤：“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共举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之属，皆是。”
由此，两者在主观方面的界定是非常接近的。须要说明的是，一旦被认定为过失杀，那么，犯罪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明显减轻。《斗讼》“过失杀伤”条规定：“诸过失杀伤人者，各依其状，以赎论。”
如果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婚姻关系，那么，按照“夫妻妾媵相殴并杀”条：“……若妻殴伤杀妾，与夫殴伤杀妻同。过失杀者，各勿论。”
我们知道，阎婆惜并非宋江的妻子，而是宋江的妾。由此，基于两者身份上的尊卑，就宋江杀阎婆惜一案而言，如果被司法官员认定为“过失杀”的话，宋江就会成功脱罪，这才是宋江虚构事实的主要目的。
当然，就事件真相而言，宋江杀阎婆惜一案，既不是误杀、也不是过失杀，而是应定性为“故杀”。第二十一回，描述了宋江作案的整个过程：
宋江道：“原来却在这里。”一不做，二不休，两手便来夺。那婆娘那里肯放。宋江在床边舍命的夺，婆惜死也不放。宋江恨命只一拽，倒拽出那把压衣刀子在席子上。宋江便抢在手里。那婆娘见宋江抢刀在手，叫：“黑三郎杀人也！”只这一声，提起宋江这个念头来。那一肚皮气正没出处，婆惜却叫第二声时，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右手却早刀落。去那婆惜颡子上只一勒，鲜血飞出。
故杀，即有“害心”而杀。结合文本描述，宋江杀惜，显属“故杀”。该案的最终判决结果如下：……县里叠成文案，待六十日限满，结解上济州听断。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由，赦前恩宥之事，已成减罪。拟定得罪犯，将宋江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
宋江的判决结果是被处以流刑。显然，案件的承办人员并没有采信宋江辩护的意见。那么，“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如此判决，是否准确地适用了法律呢？同样依照“夫妻妾媵相殴并杀”条：诸殴伤妻者，减犯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论。殴妾折伤以上，减妻二等……
可知，杀妻者以凡论，杀妾者则减凡人二等。据“斗讼律”“斗殴故殴故杀”条：诸斗殴杀人者绞，以刃及故杀人者斩。
由此，基于阎婆惜的身份为宋江之妾，且宋江又是以刃杀人，因此，应该在斩刑的基础上，“减二等”作判决，其结果应该是处流刑三千里。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另外一个影响判决的因素，即赦免。第三十五回，宋太公明确对宋江道：近闻朝廷册立皇太子，已降一道赦书，应有民间犯了大罪，尽减一等科断。
而且，我们看到，济州府尹也的确参考了这一因素，在确定宋江的法律责任时，他“看了申解情由，赦前恩宥之事，已成减罪”，那么，在流刑三千里的基数上减一等的话，应该是流二千五百里，按照宋代的折杖法，应该转换为“杖十八，配役一年”。由此，就该案而言，济州府尹的判决结果，大致是合乎法律的。由这个结果也可以确定，案件的承办人员显然认定宋江是“故杀”，而非“过失杀”。他没有受人情因素的影响，作出了较为公正的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