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提供两种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安全和正义，这构成了国家的基本功能。由此，现代国家必须拥有两大系统：军队（武力）和司法（法律）。这两大系统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在现代文明的视域下，究竟该如何安顿好它们？探寻二者之间的奥秘，既能发掘出武力对于文明的不可或缺，也能见证法律驯服武力的雄心壮志，是一个颇有意味的重大论题。
首先不妨从历史中去寻找答案的钥匙。
回顾人类历史长河，从文明的发轫到文明的冲突再到文明的融合，始终与暴力、战争、武力联系在一起。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国家形成的真正原因是暴力，或暴力的威胁。在中国东周时期，国家形成的最重要动力就是战争，从分散封建国家到统一帝国的过渡全凭武力征服。据统计，春秋时期的294年，中国的“国家”之间共打了1211次战役，和平岁月仅有38年，超过110个政治体被灭绝。后续的254年战国时期，打了468次战役，仅有89年太平无事。因而福山才断言，国家在中国和欧洲出现，根源就是当代国际体系所竭力阻止的无休止战争。
战争与暴力催生国家，但利维坦的降临并没能永久解决暴力问题，反而将之移至更高层次，陷入了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的“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的状态。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国家的产生虽然没有阻止战争，却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暴力的垄断，并让暴力逐渐告别丛林法则，开始迈向带有价值判断的文明旅途。在中世纪，骑士作战更是有不少讲究。基佐在《法国文明史》中记录了骑士誓言的一项规定：“他们决不在超过一对一的情况下进行战斗，他们要避免一切欺诈和虚假的行为。”在厮杀中，骑士要攻击的是有准备的骑士或重装骑兵，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写道：“依照骑士的规律，攻击步兵对于一个骑士，是有失尊严的。”
历史的探寻总是充满着睿智的发现。无论是早期国家发动战争前对正义的宣示，还是国家间有关战争的盟誓，抑或是像决斗者那样“彬彬有礼”的作战，添附在暴力手段之上的规则与修饰越来越多，及至1907年海牙诸公约编纂了许多重要惯例，旨在限制作战手段和方法，以求将暴力的运用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从这个难以全景描述的演变历史中，不难发现暴力一直在投向文明的怀抱，虽然其速度像影片《疯狂动物城》中的“闪电”那样迟缓。文明首先实现人类暴力的有组织化，这种组织化才能为控制暴力提供可能。
除了国家之间的暴力文明演进路径外，国家内部对于暴力的文明制约或许更为有力。亨廷顿说，“文明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判断社会的标准”。文明的概念也为现代国家武力的生成、维系与运用提供判断标准，而其具体载体则体现为规则与法治。从一开始，人类构筑国家的目的，是保障共同体的安全，促进公共理性。一旦公共理性形成，就渐渐转变为法治系统，通过规则来规制武力和暴力。所以，自从国家诞生之后，经由战争孵化出的文明，就开始了反制暴力的漫长过程。其最终的目标在于：从暴力中发轫出的国家与法治，限制了暴力的等级和扩大，所谓“国家建设旨在集权，法治却在一旁掣肘”（福山语）。
当然，暴力的文明之旅是一个连续、且至今仍在继续发展着的过程。在武力与法律这两大政治秩序组件中，武力需要保障国家权力，而法律又要限制国家权力，国家建设和武力一直在紧张氛围中共存：战争（武力）催生了国家的诞生，重新排列了国家；国家（官僚制）的发展又反过来试图将游荡的武力组织收编，因为“暴力气氛所孕育的无数危险，时时都在威胁个人”。而国家将武力纳入法治体制当中，以实现对武力的控制，首先在于确立起足够文明的规则体系，既能够将武力的强化限定在正当的范围之内，又能有效剔除其非法暴力性的一面，激发合法秩序的生成。
这种规则，我们称之为——军事法。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