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已经死了。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医生说小家伙并没有承受太大的痛苦。”
一个冷酷、压抑的犯罪现场——保姆杀死了孩子，然后试图自杀。
母亲赶到。看见血泊中自己的孩子，她“发出一声低吼。如母狼一般深沉的吼声。连墙体都为之颤抖。”
警察、法医赶到；邻居们“窃窃私语、互通消息。各种说法早已传播开来……”
从残酷结局起笔的《温柔之歌》，是法国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的第二部小说。它取材自美国纽约、波士顿等地发生的真实案件。在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移到了巴黎。
2016年，蕾拉凭《温柔之歌》获得法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奖之——龚古尔文学奖。普鲁斯特、杜拉斯、德·波伏娃等作家都曾获此殊荣。
2017年8月，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温柔之歌》中译本，翻译由著名翻译家、文学评论家袁筱一完成。
钱报记者连线袁筱一教授，解读这歌声之中的细腻和残酷，也探讨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
悲剧
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不可沟通
《温柔之歌》中描写的家庭，丈夫是音乐制作人；妻子米莉亚姆是北非后裔，在生养一子、一女之后踏上律师的职业生涯。在巴黎，他们的生活介于贫困和中产阶级之间。
“‘米莉亚姆夫妇’是典型的巴黎嬉皮士。他们有积极的社会价值观。理论上，他们是开明、宽容的。”在受法兰西24电视台采访时，蕾拉·斯利玛尼说，“但他们很少需要将这些价值观付诸实际：他们不与多元的社会群体接触，也不太与外国人打交道。所以，当他们面对一个来自不同文化、经济背景的保姆，无从预料的困难就产生了。”
蕾拉·斯利玛尼出生于摩洛哥，17岁起前往法国求学。
在采访中，她回忆自己的童年，摩洛哥家中的保姆同时像是“母亲和陌生人”；而她在巴黎见到的保姆则是浪漫的。《温柔之歌》中的白人保姆路易丝，同时具有这三种特质。
“她的面庞仿若一片宁静的海水”这是蕾拉·斯利玛尼笔下的保姆路易丝，“任何人看到都不会怀疑海水下还有什么暗流。”
袁筱一：蕾拉的天分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在这里：语言、叙事和结构都相对简洁的小说，却撑起了一个很大的主题空间：几乎是一笔带过，却又句句都在痛点上：阶级、文化、种族，或许还有性别。
蕾拉毫无疑问是个女性主义者，但她的小说却并非只关乎性别问题。小说中，保姆是白人，而女主人米莉亚姆却与蕾拉身份相似，是在阿拉伯文化中长大的人。米莉亚姆夫妇与路易丝的关系固然是雇主与保姆的关系，但是，他们的收入与保姆的收入并没有实质的差别，因而也不应该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戏剧化的阶层斗争。
于是，阶级、种族以及性别这几个重大主题都没有极端化，反倒显得尤为复杂。
事实上，阶层也罢，种族也罢，性别也罢，最终直接导向一个非常悲观的事实：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可沟通。
真相
她不告诉你却引你走出很远
另一种沟通的可能性，存在于读者和小说之间。
“保姆为什么要杀死孩子，为什么要自杀？”读者带着这样的问题将《温柔之歌》读下去。
小说闪回到夫妇寻找保姆的开端，也不时地跳回惨剧发生的前后。读者试着拼凑出真相。
《温柔之歌》取材于真实发生的案件。着眼真实、彻骨的悲剧，这部小说——或者说文学本身——的力量在哪里？
袁筱一：蕾拉的语言并不复杂，句子大多比较短，章节也比较短，但叙事节奏相当快，因为小说的人口密度低，所以情节的推进比较依赖动词。
从结构来说，小说直接分成四十几个小节，因而节奏就很快。两千字左右的一个小节几乎都构成了路易丝或者米莉亚姆-路易丝共同生活当中的一个明显进度。然而进度却又不是线性的。
就像是竖在我们面前的一幢楼，你进不到里面去，但又非常渴望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叙事者每隔半个小时就为你打开一扇窗。打开了四十几扇窗，你始终不得进入，但是你随着叙事者已经走了很远的路，远得令你自己都感到害怕。
我们很容易把6月杭州保姆纵火案与《温柔之歌》联系在一起。
我可以说，如果她是能够读到《温柔之歌》的人，现实中的惨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但没有如果。这个应该就是文学的力量吧——文学的力量最终都毫无疑问地归于理性。《温柔之歌》到最后倒是也从全知视角解释了路易丝杀人的原因，简单到令人难以置信——孩子快长大了，如果杀死，父母再生一个，她就还有用场，不用离开这个家庭。
所有的悲剧，包括战争，如果说到直接原因，又有哪一桩哪一件的原因不是简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简单到接近本能的？非理性的行为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是很容易达成的，而理性却始终复杂得令人望而却步。文学就是迎着复杂得令人望而却步的理性而上的行为。
既然说到杭州保姆纵火案，我想，生活与文学之间还有一点非常明显的差别。往往在惨剧发生之后，我们很想得到一个一劳永逸的、令人信服的“真相”。相较于政治学、社会学或是哲学某个既定的方法，文学或许以它特有的方式告诉我们，对于唯一的“真相”的追求往往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盲点。而想要做一个理性的人，是应该尽可能地扫除这些盲点的。
蕾拉·斯利玛尼
法国作家，1981年出生于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自幼热爱文学，曾追随茨威格的足迹横跨东欧，对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更是尤为钟情。17岁时到巴黎求学，毕业后在《青年非洲》做记者。
2014年出版关于女性瘾者的小说处女作《食人魔花园》，在法语文学界崭露头角。2016年出版《温柔之歌》，小说在获奖之前已经成为享誉法国的畅销书，短短三个月即销售76000册，2016年，她凭借《温柔之歌》荣获龚古尔文学奖。
每天，路易丝都开着电视。她看种种悲惨事件的报道，各类愚蠢的直播，还有她不能完全看得懂的各类比赛。自从发生恐怖袭击之后，米莉亚姆禁止她让孩子们看电视。但是路易丝才不在乎呢。米拉知道不能把看电视的事情告诉父母。不要说“追捕”“恐怖分子”“杀死”这些词。孩子贪婪地看着电视上的新闻，一言不发。接着她就看不下去了，转向了弟弟。他们在一起玩，争吵。米拉把弟弟推到墙边，亚当大声喊叫，然后扑向她的小脸蛋。
路易丝没有转身。她的目光一直在电视荧屏上流连，一动不动。路易丝拒绝去街心花园。她不想遇见其他保姆，还有同一幢楼里那个上了年纪的老女人。路易丝曾经自荐去她那里做活儿，感觉自己真是受尽侮辱。孩子们变得神经质起来，他们在屋子里转圈，求她，他们想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和小伙伴一起玩，到小街上坡那一头买块巧克力味的华夫饼。
小孩子的叫声让她感到愤怒，她也因此而吼叫。孩子叽叽喳喳的叫声让她感到疲惫不已。喋喋不休的声音，还有他们没完没了的“为什么”，他们自私的欲望，这一切都让她脑袋发胀。“明天是什么时候？”米拉至少问过上百遍。现在，如果孩子们不求她，她就不会开口唱歌。对于一切，他们都要再来一遍，故事、游戏、鬼脸。可路易丝已经受不了了……
节选自《温柔之歌》
蕾拉·斯利玛尼 著；袁筱一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