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吴正竹 港茵
贵州师大校门前,依旧是车水马龙的喧闹,市声像潮水般不息,仿佛把时光和这个城市,带入了繁荣而纷纭的当代。一墙之隔的校园内,一栋位于斜坡上的静谧的楼里,81岁的张祥光,照例开始了他每天4至6小时埋头古籍的工作。
在他眼前摊开来的,是贵州六百年历史中最为重要的典籍著述。古籍整理,枯燥、寂寞而深邃,而它的意义,却是为黔地继绝学,为后世留经典,“救书、救人、救学科”。对于贵州这一方曾经长久远离历史文化中心的土地,有着填补学术空白、传续文明薪火的作用。
张祥光先生几乎很少谈及他工作的意义,他只是像个辛勤的农人,在一行行、一句句的字词间耕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也像个守护珍宝的孩童,苍苍的容颜上有一双闪烁纯真光亮的眼睛,心有所系,给了他旁人无法理解和体会的祥和。
张祥光四五岁时进私塾。1952年,初中毕业,考上了遵义师范。毕业那年,《贵州日报》到学校选人才,看中了品学兼优的他。在省报的一年中,正逢各大学扩招,张祥光又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时,专注而发奋的张祥光,考上了史学大家缪钺的研究生。
缪钺教授抗战时期曾随浙江大学辗转迁入湄潭,讲授《诗选》《词选》《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他文史兼长,曾与叶嘉莹先生诗词唱和,传为佳话。
作为缪钺先生的第二届硕士生,张祥光攻读魏晋南北朝专业。对于魏晋南北朝那一段纵横两三百年的兴亡,张祥光对诸葛亮最有兴趣,这让他在回到贵州后,撰写了《贵州通史》第一卷的“诸葛亮征南”一章,以后又写了《诸葛亮与贵州》,独辟蹊径,深入堂奥。
1965年硕士毕业,张祥光的妻子在贵州师大任教,师大便请回了他。六十年代的贵州史学界,相对全国是较弱的,而师大历史系对贵州地方史的研究却是一道亮色,张光祥因而花开两枝,两相融合。他一是从全国来研究魏晋南北朝,二是从魏晋南北朝进入贵州研究,对南北朝和贵州史的研究,也成为了他一生的学术方向。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中期,贵州的历史研究也进入一个兴盛期。除了《论北周武帝》、《略论两晋南朝门阀士族在文化上的特点》等著述,这期间,张祥光最重要的著述,是用几年的时间撰写《贵州通史》从隋唐到五代部分。这是贵州第一次作通史。贵州地处偏远,交通闭塞,华夏正史中对贵州记载寥寥,张祥光等人写下的《贵州通史》,将贵州史纳入了中华史学的大格局中,他们在冷寂和空白处起步,在前人已有答案处开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两证可以立议,三证才可定论。其中,张祥光对贵州四大族系进行了详尽研究,由此梳理了贵州主要少数民族的迁徙和分布。
1981年,他担任《贵州古代史》副主编,该书也为贵州首部。他们从贵州旧石器时代写到清代前期,那些片段的史实,需要彼此贯通,以重现其间曾经有过的前后因果、上下联系、来路去踪。该书写成后,获得了贵州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特等奖。
在张祥光这里,历史充满了趣味和探索,穷其一生也未尽。在资讯不发达的年月,他的资料都来自图书馆文献,正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除正史部分的研究,他还须广泛搜集贵州各时期地方志资料,许多时间都在图书馆度过。
退休后的十多年里,张祥光转向了点校贵州古籍的工作,累计点校古文献四百多万字。他先后独立完成了《贵州图经新志》(弘治)《贵州通志》(乾隆)、《安龙逸史》《咸同贵州军事史》等十余部贵州文献的整理,又主要参与了《贵州通志》(嘉靖)《贵州通志》(民国)《贵州通志》中的《宦迹志》《土司志》《食货志》的点校,还将参与《黎平府志》点校。从明到清,共有六本贵州通志,张祥光就点校了三本。
清代学者段玉裁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之难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点校工作,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日日夜夜,埋头卷册,张祥光用“愉快”二字来形容,他因此从容且充实。为了保持精力,他每天晨起锻炼二十分钟,晚上坚持散步半小时,年逾八十,还能眼睛明亮,步履轻捷。张祥光需要像钟表一样的节律,而他这只钟表,也正与贵州大地时光深处的历史钟表共鸣。
张祥光
张祥光,1936年生,贵州桐梓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学会理事,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副秘书长,曾任贵州省史学会顾问、贵州地方志研究会顾问。曾师从中国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缪钺。1965年硕士毕业后到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从魏晋南北朝史切入贵州地方史研究。近年转向贵州古籍点校,孜孜不倦,完成《贵州图经新志》(弘治)等十余部贵州文献整理,计四百余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