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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中国文化的以人为本与基础传承

发稿时间:2017-07-07 08:39:20 来源: 贵州日报 中国青年网

  本报记者 彭芳蓉

  在多次掌声的簇拥之下,83岁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楼宇烈结束了第二场长达3个小时的讲座。6月23日、24日,贵阳孔学堂邀请楼宇烈连续举办两场讲座,题目分别为《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和《汉字与文言文的当代意义》。讲座中,楼宇烈层层深入,抽丝剥茧,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视角出发解读阳明心学,从汉字的发展及对文言文的认识看两者对当代社会产生的意义,为观众在庞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整理出清晰的脉络。他认为:“以人为本”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要从基础做起,对汉字和文言文书面语进行重新认识。

  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

  是以人为本

  在《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这场讲座中,楼宇烈从整体的角度来观察中国传统文化,指出不管历史上什么样的学派,都有共同的文化特质,那就是对于人的自我认识,以人为本就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

  楼宇烈提到,中国文化处处强调万物自然生长,天地和气物自生,人也是天地的自然产物。不同的是,人类通过不断进化,已经参与到天地生成万物的过程中,便有了天道、地道、人道三者并列的关系。人参与了天地万物变化,所以人必须要有自觉和认识,这是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和基理。

  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德行的自我提升、自我完善,不是靠外在的力量成就自己,而是靠自己德行的不断完善来超越自我。要保持提升自己的德行,必须要防止物欲的干扰。人不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去做物的奴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主体性、独立性。楼宇烈在这里提到了“人欲”的问题,人生而有欲,生而好利,礼的制定就是能够合理地满足人们的欲求,但如何平衡义与利、人欲和天理之间的关系,管理好人欲,不让其过度膨胀,这是门很深的学问。

  楼宇烈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实际上是在探讨天理和人欲的问题,他认为良知就是天理,人欲是违背了良知的,也就是违背了天理。王阳明的整个思想的落脚点,是怎么样处理好人欲和天理的关系问题,整个理念是不能够让人欲横流,而是要让天理流行。

  “王阳明在实践格物却未找到结果后,便开始反思,意识到格物并非格外界的物,而是格自己的内心,‘致知’也不是去获得各种各样万物之理的知识,而是能够回归每个人的本性良知。这便形成了‘致良知’的学说。不能把阳明学说和程朱理学对立起来看,虽然两者的学说方向不同,但宗旨应该是相同的。”

  此外,楼宇烈还特别讲到“心即理”中“即”的含义,并非是通常理解的“心就是理”,而是“不离开”的意思,“心即理”是心不能离开理,理也不能离开心。王阳明通过“心即理”认为理跟心不能分开,所以良知是心,并由此推展出“知行”的关系。他认为,“知”和“行”不分先后难易,两者的统一跟他的“心即理”思想有关,而“致良知”也就是行,所以“致良知”跟“知行”也是合一的。从“知行”怎么达到“致良知”的认识,这是过程。

  传承文化需

  对汉字与文言文进行反思

  在第二场《汉字与文言文的当代意义》讲座中,楼宇烈在最后指出,过去因为八股文而废除了所有古文,又曾想用拼音文字替代汉字,这是在文化基础上犯了两个大错。我们现在要来传承传统文化,要从这个基础上做起,也就是对我们的文字、文言文、书面语言有个重新的反思。

  楼宇烈认为,从思维方式上来说,我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样式以及信仰习俗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断裂。但这断裂也是相对的,中国千年传统文化已深入骨髓,影响至今,传统跟现代其实形成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关系,总是在变化中不断发展。

  楼宇烈说,中国有以形为载体的文字,即使语音再变化,字形是没有变化的,所以就让古今可以贯穿,没有中断。“语言和文字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具有同样的功能但又有不同,一个是语音,一个是以形记录,而中国的载体是形、音、义三者的统一。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提出车同轨、书同文。秦代用小篆统一了书写的形状,到汉代又逐步简化形成了隶书,到唐代有了楷书,中国文字的书写通过秦篆、汉隶、唐楷的转变,应该说达到了相当完善的规矩化。”这种文字从象形开始,在象形的基础上发展出后来文字的构建和原则,中国文字的形成,借用现在大家习惯用的话来讲“具有很强的科学性”,通过偏旁部首和构字方法,让我们能够通过字形就推断出,这是属于什么类的事物,又可以知道它应该读什么音,断文识字在过去是基础功。

  楼宇烈并不主张用西方的语法模式来“规范”中国语言的行文造句,他说,中国传统语言里面只有两类:一类是实词,一类是虚词。不靠规定词性去用词,而是以语序来定义。他举例了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按语法来说每句词都无法连成完整的句子,却描述了生动美丽的情景。

  在楼宇烈看来,中国人的语言是模糊的,每个人能有不同的理解,“中国人的语言就是要你去胡思乱想,中国文化里创造者是一种创作,阅读者又是一种创作。”楼宇烈以孟浩然的《登黄鹤楼》为例做出分析:“我们除了解读诗中描述的景象,更重要是体会人生,鼓励他人站得高看得远。中国文化中,一切用形式表达的东西,都是要让我们去体会这个外在形式所承载的更深刻的意义。”

  讲座现场

责任编辑:千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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