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周满珍
上世纪80年代买《译林》要加价
但在当时的学院派眼里，通俗故事难登大雅之堂。好在李景端毕业于人民大学外贸系，不受学院派束缚，认准《译林》就是要面向大众，走介绍健康的通俗文学、尤其是西方当今流行小说的道路。
《译林》每期都刊登一部外国当代好看的长篇小说，配上中篇、短篇、诗歌等，再特别新设计一些接地气的栏目，如微型小说、外国作家新作介绍、最新外国文学动态、以及外国文学名词解释等等，给读者焕然一新的感觉。李景端说，“外国文学名词解释”，钱钟书每期都要看，有一期，他发现他侄儿钱佼汝写的名词解释欠确切，立即来信指出。至于“外国文学动态”，更成了许多专业读者和中国作家每期首先必看的栏目。
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多大学图书馆陈列的《译林》，因为阅读的人太多，不是被翻毛了看不清字，就是翻烂了造成缺页，有的被人干脆拿走。黑市上《译林》每本要卖2元（定价1元2角），还要外加两张香烟票。有一次李景端去医院看病，医生看到他病历上填写的单位是《译林》，就抽出来让他先去看病。
替季羡林等名家打维权官司
呼吁设立国家翻译奖
针对葛浩文“连译带改”的翻译模式，李景端在媒体连发两篇文章探讨。他写道：“葛浩文式翻译，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市场化的产物。他强调要适应译入语读者的口味，主张翻译可以重写。”“葛浩文式翻译，在市场上确实不乏成功的实例，以至被译界有些人视为翻译理论的重大突破，但不能笼统将它当为翻译通用的法则。”李景端认为，“连译带改”，并非中国文学“走出去”和振兴翻译的“灵丹妙药”，因为妨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深层原因，除了高端译者的缺失，还是在世界文化里的话语权略嫌薄弱。以《尤利西斯》为例，原著文字那么晦涩怪诞，现有几十种译本的译者，都没有人会按本国读者的喜好去试图改动原著。
李景端认为，宣扬“连译带改”式翻译，是文学不自信的表现，美其名曰“世界主义”，不但会消散中华民族乡情，连文化母体的基础——中文也面临威胁。
李景端在家中 本人供图
《译林》创刊号
︻访谈︼
十多位专家曾谢绝翻译《尤利西斯》
记者周满珍
创刊走红是因为改革开放
读+：《译林》杂志创刊号便成爆款，是不是大众对外来文化的“饥渴症”成就了那个时代的绝唱？
李景端：确实是这样。当时大众对西方当代文学，尤其是现代派等世界新思潮，总认为是腐朽没落的，不知晓不敢碰。这种背景下，《译林》以译介英国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闯出禁区，又接连刊登反映西方社会现实的流行通俗文学，让读者从小说中看到银行自动存取款，访客对讲自动开门，自己任意取货交钱的超市等崭新的生活方式，使对当代社会进步的饥渴了解，得到些许精神缓解。这或许正是《译林》一创刊就红火的重要原因。
现在看来，《译林》一炮打响，固然有刊物勇于开拓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对外开放方针引发的效应。今天任何人包括我再来办《译林》，都不可能重现当年的盛况，因为社会环境变了。
读+：不少著名作家也从《译林》介绍的外国作品中获得灵感或借鉴？
李景端：译林栏目众多，长期闭塞的思想界、文艺界，从杂志介绍的西方作品中，了解到意识流、黑色幽默、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等文学新流派，从而推动了当时文化学术界的思想解放，滋养了一批作家。
钱钟书夫妇破例出任编委
读+：钱钟书杨绛夫妇为什么会出任《译林》编委？
李景端：我与钱钟书夫妇可谓素昧平生，是《译林》的诞生，让我们结缘。
《译林》才创刊，当时文学界大致有三种态度：一种是紧跟冯至，批评《译林》；第二种虽不认同《译林》的办刊宗旨，但行动上观望超脱；还有一种，就是像钱钟书夫妇、戈宝权、冯亦代等人那样，坚定地支持《译林》。持第三种态度的学者，按我的理解，他们思想开放，对西方文化现状比较了解，视野开阔。还可能是我的幸运、真诚和磨劲，多少也打动了他们的同情心。我与钱钟书夫妇通信，没有阿谀奉承的空话，都是坦陈真情，实话真说，钱先生不仅会不客气地批评我，还会在信中开玩笑，甚至称兄道弟。先生给我的一封信中，曾有一句“敬祝你们——实在不敢老着脸说‘咱们’——的刊物办得更出色”。
读+：在你与杨绛先生多年的交往中，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事情吗？
文学翻译没有最佳定本
李景端：对《尤利西斯》，早在1987年我还在当编辑时，就曾向英语界十多位专家约译，被都婉言谢绝，原因一是怕译“淫书”有风险；二怕怪文太难译。我不甘心，当了社长后更决心要找人填补这个空白。
起初萧乾一口回绝，说他比钱钟书还大一岁，更是八十老衰翁了。但我不死心，几经诚恳软磨，终于说动萧乾夫妇接受了翻译任务。现在回想，我同萧乾夫妇这项合作，其成功大大超出了预期。表现在：1、译者二人以合计150岁的高龄，花四年多时间就完成了这一旷世译作，开创了译坛的一项新纪录；2、译林社出此书，原本准备赔钱，结果反而名利双丰收；4、萧乾一生译著几百种，可是现代文学馆只收藏了他的《尤利西斯》译稿这一种。它不但使萧乾夫妇晚年译著生涯重绽光芒，这段佳话，将伴随《尤利西斯》在今后的岁月中，长久流传。
读+：你的新书记录了一封文洁若的信：“倘若1949年以后，要钱（钱钟书）翻译《尤利西斯》，那今天我们看到的，将是一本比得过任何译成外语的《尤利西斯》。”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李景端：对没有实现的事，我没本事预见。39岁的钱钟书，能译出什么样的《尤利西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尤利西斯》原文太难了。萧乾夫妇译《尤利西斯》，也不是没有外援的。首先，我和他通过借或买，从国外弄到三十多种有关《尤利西斯》的词典、地图、注释等参考材料；其次，书中的希腊文、梵文、西班牙文等好多种外语，萧乾都找杨宪益、季羡林等老友帮助解决等等。总之，文学翻译没有最佳定本，如果钱钟书去译，那自然带有钱氏特色，我认为，两者只有特色的区别，很难去判断优劣。
大胆采用“不知名”译者
【书摘】
经过《尼罗河上的惨案》风波，《译林》虽然没有受到任何组织的“处理”，但难免还留下一些“后遗症”。北京不少有实力的译者，都婉拒《译林》的约稿。
那时上海有一大批中青年外语教师，专业水平和文字功底都不错，上课任务也不忙，但苦于接不到翻译任务。
《译林》不仅挖掘上外译者的潜力，同样也重视发现和扶持其他高校的译者。像先后担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的张柏然和许钧教授，还有资深翻译家杨武能、黄源深、张以群、孙致礼、力冈、陈德文等，都曾经得到《译林》的帮助而走上翻译的道路。有次收到一篇译稿，译者署名身份是上海一名工人。我们看译文觉得不错，就大胆采用，并公开注名译者是名工人。这样做，引起不小反响。
摘自《风疾偏爱逆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