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中午，张秀芳的哥哥在北二环据点的货车上捆扎废品。
张秀芳和她的丈夫、哥哥在北京做废品回收的行当已经有12年了，通常他们被称为“收破烂的”。这群拾荒者的一天从早上6点开始，沿着北京市南六环的村庄一路向北，到北二环的老据点安营扎寨，又在华灯初上时匆忙赶往拥挤的废品站。往返的路程是80公里，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8个小时。
城市的垃圾随着发展越来越多，但拾荒者的日子有没有变好？日前，《工人日报》记者走进拾荒者的“江湖”，一探究竟。
城市拾荒者
6月18日11时，北京已酷热难耐。张秀芳站在位于北二环的六铺炕街头，一边在记账的小本子上麻利地写下刚刚称重的结果，一边和送来“货物”的“个体户”讨价还价，然后利索地给钱送客。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臭味。两辆货车占据了街头的一角，周围堆满了两米多高的破旧纸板箱、易拉罐和塑料瓶等废品垃圾，张秀芳的丈夫和哥哥正在烈日炙烤中分类捆扎着“个体户”送来的废品，然后一摞一摞地往车上搬。而张秀芳则负责站在一个生锈的磅秤前称重、付钱。她很有“老板娘”的架势，从称重、计量到对废品材料的辨别、估价，再到寻找货源和渠道、和上家下家讨价还价等等，都称得上是一门学问，这个工种并不是人人都能做。2005年，她和丈夫、哥哥从河南信阳农村来到北京就一直在做废品回收，已经是一个行家。
看着并不起眼的废品回收也是一个小小的“江湖”，拾荒者分几个层次，最顶层的是经营大型废品收购站，把垃圾直接送到回收再造工厂处理；最低端的是“捡破烂的”，他们在街头巷尾、小区、公园等地捡拾有回收价值的物品，这些“个体户”把捡来的垃圾分类，卖给更高一级的小型收购站。像张秀芳这样的属于中间层次，经营小型收购站，专门回收“个体户”的废品，称斤计算价格。
张秀芳的下线就是各种真正“捡破烂的”，有装修工，有环卫工，还有外地来的老头老太。他们骑着一辆三轮车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寻找着值钱的废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捡垃圾这行当既不要本钱，也不要技术，只要肯吃苦、不怕没面子就行，比在农村种地赚钱多。
拾荒者的赚钱模式是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他们回收不同种类的废品，包括塑料瓶、易拉罐、玻璃瓶、硬纸、报纸、书本等等，五花八门。他们具备极好的眼力来判断废品材料，同时熟知市场价格。在张秀芳这里，纸箱的回收价格是8角一公斤，塑料瓶5分一个，油壶2角一个，书1元一公斤，铜25元一公斤。而在“个体户”那儿，从居民手里回收纸箱的价格就是6角一公斤，他们靠差价赚钱。
在垃圾堆中“刨”生活
在接近40摄氏度的室外，没有空调电扇，没有帐篷，张秀芳的解暑方式就是搓把脸。一桶水是在附近的公厕里打的，实在热了就在桶里拧个毛巾往脸上擦一把。
“最难过的是冬天。”张秀芳说，冬天在室外站十几个小时，脚都能冻坏，附近也没有热水接，就靠着早上从家里打来的两壶热水，三个人撑一天。
午饭通常是最便宜的8元盒饭，只有晚上回家早的时候，她会做上两个菜，犒劳一下丈夫和哥哥，“从早干到晚，胳膊和腿都累得感觉不是自己的了，只有晚上有1个小时可以踏实地坐在平房里吃上几口菜。”
张秀芳说，一天24小时，他们最多只有6小时是用来休息的。早上6点，他们就要出发从南六环往北二环的摊位赶，从上午8点直到晚上7点，他们在摊位上和上千公斤废品打交道，等晚上货车装满了，他们又得风尘仆仆往南六环的大型废品站去卸货卖钱，“晚上去卸货的人多，还得排队，等弄完了回家就是凌晨了。”
除了这种艰辛，生意还受到各种因素的打搅。张秀芳说，干废品回收这行，最怕下雨和北京的各种会议，“天一下雨，生意没得做不说，车上放的这些纸板箱、易拉罐就要发霉、生锈，没人要了。”
而在老家的儿子更是张秀芳难言的牵挂，“由奶奶带着，一年就春节回去能看到。老人家也只能管做个饭，洗洗衣服，学习就只能看他的造化了，担心啊，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据统计，目前中国至少有600万像张秀芳这样的城市拾荒者。2015年，中国内地246个大、中型城市全年产生的生活垃圾达1.8564亿吨，大约是225万架波音747飞机的重量。这些拾荒者付出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分拣、分类、收集、运输，完成了大部分的城市垃圾处理工作。
回老家去
“前段时间废铁都卖不出去了，最贵的时候能卖两三元一公斤，但现在也就四五角。”张秀芳这几年越来越感觉到生意没那么好做了。以前做得好的时候，一天能赚三四百元，但现在也就比给人打工多赚一点点。
事实上，废品回收这个行当已经演变成了外来工的专属。改革开放后，农民工在建筑工地发现被扔掉的边角料可以卖钱，于是在工地捡拾、分类废品，再卖到各区国有的废品回收市场。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私人回收者才可以回收金属类废品。随着日常生活垃圾逐年增加，90年代末在废品回收市场上出现了专门回收泡沫塑料的摊位。有些地方的物资回收公司把回收站变成地产开发点和出租公司项目，把新业务分配给国营单位老员工。但薪水福利好的国企工人不再愿意从事废物处理工作，“捡破烂”逐渐由外来工包揽。
城市吸引了很多农村人前来捡垃圾，但城市却越来越不好待。除了生活成本的上升，还有生意的日渐式微，以及越来越不稳定的生活。
张秀芳住在北京南六环的村子里，每月300元一间的平房，即使这么偏远，今年她都已经搬了好几次家，“干我们这行的都是在城边上，挨着大的废品收购站住，便宜、方便卸货。但这两年，这些收购站一直在被拆和换地方，一拆我们就得跟着搬。”
除了搬家，在城市中心的几十、几百公里外，拾荒者们正被过度劳累、肠胃病、皮肤病和风湿病折磨，甚至遭遇工伤事故，前景堪忧……
日子不好过，很多“捡破烂的”都回老家了。张秀芳也盘算着哪天也该回老家去了，她只是担忧：往后没有人做这脏活累活，城市废品该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