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百川画像
游氏后人所藏《游氏世谱》
□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王梅 张荣祥
100多年前,一位古稀老者,蹇驴敝车踟蹰行到了滨州地界。
他是前总督仓场侍郎游百川,今因仓廒积弊被革职,成了潜在的待罪之身。
官位的光环悉数褪去,人情的冷暖才淋漓现出。故乡越近,乡愁越显,“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苦涩萦绕心头。
远方似乎有身影晃动。这些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聚在道旁,见到老者来到,立即跪倒在地,诉说治河济民故事。游百川见状,不禁老泪纵横,所受之辱亦如云销雨霁,随风而逝。
“游百川爱民恤民,书之奏章,行之事迹,百姓铭刻不忘,念之怀之。纵使落魄革职,百姓也由衷爱戴他。”游氏后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沙河街道办中游村党支部书记游森恩说。
贫寒困苦,
幸遇仁师渡难关
滨州游氏始祖,是元末明初落籍在此的江西青绥人游政。
游森恩小心翼翼地取出业已泛黄的《游氏家谱》,缓缓翻阅卷页,说道:“这些家谱,既有光绪年间的,也有民国时期的。它们是我们的家族纽带,记录着我们的变迁流转。我们的始祖叫游政,游百川是他的第十五世孙。”
元末天下沸腾,游政泣别父母兄弟,自江西散出从军,投身反元起义,后辗转归顺朱元璋,又跟随徐达、常遇春北上伐元。北伐结束后,他因战功获封侯爵,留守滨州,游氏遂在此繁衍生息。
游百川曾有过短暂幸福的童年岁月。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6岁的游百川进入家塾,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此后,书堂中多了稚嫩的琅琅读书声。
奈何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4岁那年,父亲游赠玉猝然离世,清贫之家陷入绝境。遗孀孙氏毅然挑起照顾公婆、抚育幼子的重担,她治田弄桑,机杼女工,攻苦茹淡,支应门庭。不过即使她忙碌无暇,游家仍然“户贫甚,无宿粮”,经常要靠食用糠屑来度过饥荒。
艰难困苦既折磨人的躯体,也淬炼人的品性,是把无形的双刃剑。意志薄弱的人,受不了这压力,就屈从困境,自甘坠落跌宕,沉寂下僚。意志坚定者,即使箪食瓢饮,内里也甘之若饴,终当超脱苦难,重生绽放。
游百川就是后者。他尝遍生活艰辛,更能体会生民不易。他一边助母分担料理家务,与族人并耕而食、并凿而饮,一边慎独自励,秉烛夜读,不知疲倦。母亲时常勉励他,若能考得一官半职,应帮饥寒之人脱离苦境。母亲的谆谆教诲,游百川铭记不忘。
滨州宿儒杜源,尝闻百川贤,亲试其才学,辄惊叹说:“吾之门人虽多,但像他这样的却非常少见。”他知百川家贫,遂收他为徒而免其束修,更时时周济。百川感念师德,日夜潜心苦读,磨砺学问。后来官位隆升,可每次回乡拜望恩师,游百川必提前下轿,徒步数里前往。
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游百川参加山东乡试,中第40名举人。当年乡试的大主考是礼部侍郎许乃普,许氏工于经学,取士以严苛知名。他评阅游百川的文章,却皆是赞誉和鼓励之词:“此文说理突出犹如树木主干；文辞优美好似树木枝条。”许乃普更欣赏游百川身处厄境,矢学不弃的魄力:“虽幼失趋庭之训,却长怀抱砚之思。赖萱兰茹苦含辛,和丸画字。故能英年励志,壮岁成名”,勉励他“雁塔题名,树声东国,勖尔前修,副予厚望”。
许乃普的点评和鼓励,犹如一股暖流,深深地感动了游百川。游氏中举后游学京师,即拜乃普为师,寄宿许家,帮他起草奏疏书牍。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年近不惑的游百川考中第二甲十一名进士,赐进士出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自此步入仕途。
“鹏程奋迹,雁塔题名”的梦想,终于照进了现实。
官居御史,
不惧强权发直言
游百川先任翰林院编修,负责诰敕起草、史书纂修,经筵侍讲之类的文卷案牍工作。
同治六年,皇帝钦定“顺天乡试同考官”,游百川因才学出众入选,参与到京畿的人才选拔。他在顺天乡试期间,阅卷一丝不苟,行事严谨有法,获得同僚赞誉,不久即“迁御史,巡西城”。
清代巡城御史,负责城区纠察,务在“绥靖地方,釐剔奸弊”。京师是权贵富贾聚居之地,基层官员时常夹着尾巴做官。游百川上任后秉公执法,不畏权贵,首先惩处目无法纪的旗人,震撼了京城物议。此后权贵敛迹,百姓大喜,京城治安大为好转。
御史之责,于巡城之外,为“天子耳目”,有言事之权。但有的御史害怕开罪同僚,影响仕途,便得过且过,对国计民生、督抚失责不发一言,言事之能形同虚设。
游百川出任御史后,最为挂念的就是百姓的疾苦。同治年间编修的《武定诗续抄》,辑录有游百川此时所作《过都门见挽粟车》诗。其文曰:中有挽粟车,车重挽不前。气嘘喘吴牛,颜如火始然。汗雨涔涔滴,骄阳正午悬。运输艰若此,矧乃农力田。
游氏路经城东门,见有农人赶车运粮,因酷暑而汗流浃背。进而想到拉车如此辛劳,耕耘稼穑会是何等艰辛。
生民艰辛不易,为官若“心中无民”,何以造福百姓?
游百川和故乡亲友保持书信往来,借此知晓郡县的利病。他任御史当年,山东各地水患频发。先是清河上流的河堤溃漫,漂溢平原、禹城等地百余里……接着齐东等处又发生决口,利津城垣大半陷于水中,百姓纷纷逃难。九月初,黄河又在北岸决堤,济南、武定两府所属州县悉为泽国。地方官员救灾不力,又害怕担责受罚,便决定向中央瞒报灾情。
游百川获知消息后,决定上疏朝廷捅破此事。有同僚劝他莫要声张,若是开罪了故乡官员,恐怕影响自己的仕途,游百川却不为所动。他在奏折中,直接将齐鲁水患归因于“地方官员自称无治水之责而置身事外”。有力量救济的官府选择袖手旁观,民众只能尽力设法自救。可百姓自行修建的堤堰,大多简陋矮薄,根本难以抵挡水患的侵袭,灾情因而日甚一日。
天灾往往是人祸预警。水灾肆虐之下,生灵性命、屋庐田产皆遭淹没,百姓失去至爱家人,没有生存倚靠,怨愤必然积攒于心。朝廷若不加以救济安抚,不仅丧失了钱粮赋税的来源,甚至连剿匪救灾的经费都难以保证。游百川忧心忡忡地表示,应在局面尚未糜烂之际,迅速简派廉洁干练大臣,一边巡勘黄河水道,依据水势疏浚或构堤,一边积极救济,详细查验受灾状况,免除被毁土地税赋,减轻百姓负担。
游百川呈递奏折后不久,又担心国家所任非人,不仅赈灾不力,甚至可能加剧民怨。他又紧急上折,借揭露河工黑幕的契机,强调选贤任能的重要。
游百川以往年河工预算为例阐释道理。官员所报河工金额每次动辄超过百万两,可一经户部审议复核,就缩减到几十万两。可等工程竣工核收,才发现用于河工的资金只有区区数万两而已。
那多出的资金去了哪里?大家其实都心知肚明,只是从不说破。如今国家财政奇绌,朝廷力倡节俭,此番不惜出帑藏赈灾,本意全在康济民困。但若让贪官污吏主持赈灾,恐怕又是内外蒙蔽,金银不入百姓之口却进贪官之囊。游百川强调,“非洁己爱民实心任事者,不足以胜任此事”,推荐“廉隅素著,厘剔积弊,任怨任劳,东省士民至今称道”的前山东巡抚阎敬铭主持河务。
奏折递上,却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游百川难免心灰意冷。
讽喻时弊,
民之疾苦心中念
封建时代,百姓最渴求的是风调雨顺,最惧怕的是凶年饥馑。凶年之因,无外乎天灾与人祸。天灾最厉者,多是水旱蝗虫；人祸最险者,则为吏乱兵燹。天灾难以提前预料,只能事后补救。人祸则能预先提防,好未雨绸缪。
“吏乱兵燹”,晚清社会一应俱全。当时的吏治崩坏,几乎病入膏肓,难以施救。时人即调侃,流水官三五年调任,铁打吏数十载不变。衙门和地方的实权掌控者,看似是官员,其实为胥吏。
游百川未入仕时,亲眼目睹地方吏治的腐败。他经过详实调查,发现各地胥吏冗员极为严重,“每州县多有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他们不仅虚费国家财力,更盘根错节,食民自肥,以钱财有无多寡,作为曲直是非标准,以致“吏胥视民如鱼肉,民畏吏胥如虎狼”,成为“政之蠹民之贼”。
游百川痛陈胥吏扰民之害,要求朝廷“随时惩治,儆贪残”,以“肃官方,扬士气”,匡正政治风气。
此篇奏折没有像此前一样石沉大海,反而引起了慈禧和同治的格外重视。他们谕令各官员:“御史游百川奏请除吏胥积弊。京外各衙门设吏胥,本意不过是跑腿传递文书,可近来胥吏或舞弊营私,或盘踞把持,败坏法纪,令百姓痛恨。今后要核查胥吏情况,冗员之人立刻裁汰,舞文弄法者察访痛惩,不准稍涉徇庇。官员家丁,若串通胥吏包揽词讼,也要严禁惩办。同时内外诸大臣要严格监督,破除胥吏扰民积弊,以儆贪蠹而杜弊端。”
此折上奏不久,捻军进入山东境内,朝廷调重兵围剿镇压。但因将领间彼此不服,互相掣肘,平叛进展得异常迟缓,山东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纷纷躲避逃难,田野荒芜,十室九空。
游百川担忧战事旷日持久,必然耽误农时耕作,来年田亩无收百姓定然乏食。继而又听说官兵军纪散漫,频繁扰民,百姓苦官甚于苦贼。他将这些情况和自己的忧虑写成奏折,请求朝廷督促各军戮力同心,尽早平叛,严肃军纪,约束官兵。
后来捻军在茌平徒骇河陷入官军包围圈,几乎全军覆没。清廷为斩草除根,免于后患,严令各地积极搜捕捻军余部。钦差大臣都兴阿、李鸿章下令,“各军搜捕余匪,总期尽绝根株,以免后患”,对于“各处藏匿余匪,必当搜捕净尽,断不可使一名漏网”。
山东巡抚丁宝桢,对捕获的捻军俘虏,以资历老幼来决定“生死”。从军较久者,即使主动投降,也要“暗予诛戮”。一时间,捻军俘虏惴惴不安,相聚而谋,谋划再次叛乱。
游百川认为朝廷如此对待俘虏,将埋下日后生乱的隐患。游百川提出“靖乱与制治宜认真讲求”的主张,建议“行保甲之策。如此则一地户口多寡,习俗美恶,朝廷都了如指掌。这样禁除奸恶,剿灭匪盗,销患于无形,局势稳定无虞。地方官如果能倡议在前,力行在后,一切教匪、会匪的蘖芽,就失去萌发土壤。捻军余党,即使窜伏草野中,也莫能漏网,不会灰烬复燃了”。
奏疏上递后,清廷如其议。
兵乱结束,接下来就是抚育百姓,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游百川向朝廷提出“蠲缓与赈济”双管齐下的构想。他奏请蠲缓交战之地的钱粮,减轻百姓负担,并饬督抚“有无家可归的贫民,令州县据实详报名口,先期筹款赈恤,或设立粥厂,或酌给米粮”。清廷予以采纳,民心大悦。
侃侃正言,
敢谏之名动朝野
正在游百川忙于建言献策之时,一场围绕圆明园的朝野风暴朝他袭来。
同治十二年正月,两宫皇太后“归政”颐养,皇帝开始亲理政务。同治不愿再受掣肘,便以“孝亲”为名,下令将英法联军毁坏的圆明园予以重修,作为皇太后的休憩之所。此谕令一出,满朝哗然,大臣私下皆以为不可,但因慑于皇权,又不敢公开反对。
十月初一,御史沈淮首先站出来,他“抗疏力争,以为靡费”。同治看罢奏章后震怒,严词予以申斥,责“以《大学》养老之义”。沈淮则连称国家刚经大乱,方才元气稍复,正是休养生息之时,修建园林恐怕有损帝王的盛德。同治勉强作了一丝让步,示意先修建圆明园内的安佑宫,“量从节俭,不事奢华”,以作为皇太后驻跸殿宇。同治的让步是有条件的,他希望的回报是,“群臣莫要再进言劝谏”。
谕令刚下达五日,御史游百川却素服面君,冒死谏阻。他的奏章,除了忧虑修园耗资巨大外,还对同治“孝亲”的理由委婉提出了怀疑。怒发冲冠的同治,立即召游百川入宫诘责,厉声质问:“汝亦有父母,岂有父母所欲而故为违抗者?”
游百川侃侃正言,毫不畏惧:“我希望皇上之大孝,是以天下治安为要。待到兵事完结,四海承平,府库充盈,万民欢心,到时修园也不为晚。如今兵事连年,国库空虚,百姓乏食,陛下却要官员百姓捐资来修葺园林,臣窃以为万万不可。若是救灾平叛,捐资犹为无奈之举,古今未闻因修园而捐资之事……我希望陛下让皇太后降懿旨,宣示中外,暂缓修园。”
同治听后出离愤怒,立即决定将游百川革职。他在《朱谕将奏请缓修圆明园之御史游百川革职》中,愤怒之情仍然充斥字里行间:“该御史既然是言官之职,不体谅朕孝亲的良苦用心,却以歪理邪说来欺负朕之年幼。朕自御宇以来,未闻他发什么国计民生的宏论,却拼命阻止朕来尽孝心,就是想博得个直言敢谏的名声。这个御史的天良究竟何在?立即将该御史革职,以此作为满汉各御史的警戒。如果以后还有奏请暂修的人,我也自有惩办。”
游百川虽然丢掉了官职,却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尊重。《清史稿》便记载:“上为动容,一时敢谏之名动朝野。”
治黄济民,
遭革职含恨归乡
圆明园重修一事,随着同治的离世戛然而止。游百川也起复原职,后迁福建道监察御史。
光绪六年,游百川升正三品四川按察使。他从北京赴四川上任途中,经过冀、晋、陕、川等省,沿途所见田亩蒿草没膝,村落稀疏萧条,偶有耕种也多是罂粟之物。
游百川将途中所见所闻写成《奏为撮举时政所宜敬陈管见》折,提出“举办垦田以收地利”,“整饬营武以复旧章”和“严申栽种罂粟之禁”三条建议。他还要求“仿照古昔屯田之法”开垦荒田和裁撤营勇,“以免虚靡帑项”。
游百川对于危害百姓身心的罂粟种植尤为深恶痛绝。他多次向朝廷请求禁植,以舒民困,“上天生五谷,为养育万民。如今一些短视的民众,将干净的土壤,肥沃的耕田,栽种此邪秽害人之物。一旦竞相效仿,国家无粮,一遇灾荒,势必饿殍遍野,力不能救。若得禁种罂粟,虽暂时有损地方税收,却能为庶民去一大害,百姓能得足食”。
游百川在四川任职一年,亲自厉行查禁罂粟,成果显著。后因左宗棠的举荐,游百川调任顺天府尹。
游百川上任后,先维持京师治安,惩治不法的宗室,还百姓公平正义。接着在灾民聚集的卢沟桥附近,建立米厂,设立粥铺,雇佣他们,以工代赈。此外,还于城内建广仁堂,专门收养幼童妇女,并援案请赏米石,“查有无依靠的童幼,自五岁起至十五岁止,收入堂中楼宿,逐日养瞻。仍分设义塾四斋,延师课读逐月稽查,以期造就其体质健壮。资禀蠢愚者另教各项工艺以备日久资生,不至终归游惰”。
第二年,游百川升任仓场侍郎,管理全国漕粮收贮。当年夏天,黄河泛滥,洪水暴涨丈余,多地民堤溃决,“水患情形重者庐舍荡然,人畜死亡不计其数”。清廷这才想起了早年就上疏请求治河的游百川,委任他为钦差大臣,巡查河务,主管治河。
游百川坚持“赈灾与疏浚”并举的策略。他一面上表请求免去受灾地区钱粮,拨发救灾银赈济,一面截留北运漕粮,悉数发给灾民充饥。他还出资用木船、火轮等拖带铁篦子、混江龙等器具,在黄河入海口铁门关上下刷涤,拖运淤沙入海,以疏浚河道,缓解水患。
接着游百川奏请修筑两岸遥堤,再复于其内筑缕堤,使肆虐的黄河有堤坝的束缚,不致频繁泛滥成灾。到光绪十年,山东黄河大堤基本培修完竣,大坝南岸上起济南长清,下至利津,北岸自聊城东阿到利津。这是1855年河南铜瓦厢黄河决口改道后,30年来首次大规模修堤,完成了山东黄河两岸的堤防工程。黄河两岸百姓欢欣鼓舞,无不称颂游百川的恩德。
治理黄河后,游百川受命回京整顿仓场事务。仓场贮粮,因有利可图,古来积病就已繁多。游百川虽劳心劳力,也曾努力整顿仓务,但依旧难以扭转漕粮贮存之弊。
到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积弊丛生的仓务称为言官弹劾的重灾区。先是给事中洪良品上奏,仓场事务“侵欺废弛”,后御史戴恩溥奏各仓急需整顿。清廷遂派大臣前往覆查,认为“该侍郎总司仓政,历年已久,于亏空等弊端,未能察觉,而修建的仓廒又不结实……该侍郎于一切仓务,均未能实力整顿,咎无可辞,拟革职”。
革职归乡后,游百川先后主持济南泺源书院、聊城东昌书院,任月课主讲,后病逝于甲午中日战争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