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大教授、《现代中文学刊》 执行主编陈子善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台湾文学研究。他在新版的《一瞥集：港澳文学杂谈》中对谢晨光、曹聚仁、刘以鬯、董桥、蔡澜、易君左、罗孚、方宽烈、叶灵凤、刘绍铭等香港诸多文学家及其作品进行了介绍和点评，阐述了港澳新文学的特征，提出了港澳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未来研究的侧重点。本书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港澳文学的现代生态。陈子善说这是他一个人对香港文学的阅读史和与一部分香港作家的交往史。
港澳文学惊鸿一瞥
辽宁日报：《一瞥集：港澳文学杂谈》对诸多港澳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介绍和点评，本书是否反映了港澳文学的全景？
陈子善：我自1990年至今多次到香港进行学术交流，这本书是我多年来与香港学界交往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是我一个人对香港文学的阅读史，也是我与香港一部分作家的交往史，虽然不能反映香港文学发展的全景，但我在书中谈到的人及其作品，绝大部分已写进了香港文学史。我用“惊鸿一瞥”来形容港澳文学的魅力，“惊鸿一瞥”这个词是有深意的。
辽宁日报：今天我们如何看待香港早期新文学作品？
陈子善：对香港早期新文学作品的评价历来有不同意见。就总体而言，当然水平不高，难以与内地新文学诸大家的作品相比，但这并不等于说香港早期新文学乏善可陈。香港新文学的开拓者谢晨光在上海发表的作品就具有相当的水准。只是他的那些爱情小说能否被视作香港早期新文学的特色，还值得讨论。谢晨光小说的都市色彩与后来以“新感觉派”名世的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的作品颇为不同。都市性和开放性是香港显著的地域特征，谢晨光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香港早期新文学的主体性。
辽宁日报：在您看来，澳门新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什么样的关系？
陈子善：澳门虽小，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与香港早期新文学的整理与研究近年已取得长足进展相比，对澳门早期新文学的整理与研究相对滞后。这当然有复杂的历史和地域原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内地作家南下的落脚点往往是香港而非澳门，给香港文学不断注入新活力。无论是文学活动规模还是创作实绩，香港都优于澳门。但这也不等于说澳门新文学没有焕发出自己的异彩，对郁达夫《过去》的再评价和对文学杂志《小齿轮》的再定位，就已说明对澳门新文学应重新认识。
同时，也应该深度挖掘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澳门新文化进程中一些作家的作品及文学活动。澳门新文学与香港新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说澳门新文学曾深受香港新文学的影响也不为过。
辽宁日报：上世纪20年代香港新文学作家不断北上，而鲁迅、茅盾、巴金、施蛰存等文学大师陆续南下香港，有评论说南下作家的作用被高估和夸大了？
陈子善：新中国成立前，香港文学受到内地文学很深的影响，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一些香港作家以在内地发表小说、新诗为荣，后来内地全面抗战开始后，有很多作家来到香港办报纸、刊物，被称为南下作家。梳理香港新文学史，南下作家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香港新文坛上，内地作家纷至沓来，他们对香港新文学的作用和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被夸大和高估了。最近已有研究者指出，南下作家的负面影响是把香港本地作家的主体性降低、湮没、边缘化了。不过，内地作家因东北沦陷、上海战事、抗战全面爆发等原因陆续南下香港前，香港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已经北上。这其中就有侣伦、张稚庐等人，而最早北上者就是谢晨光。
对港澳文学研究尚存不足
辽宁日报：研究香港文学，传记文学历来被文学史家排除在视野之外，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陈子善：查阅至今为止内地出版的几部香港文学史著作，都少有探讨传记文学的章节。香港文苑有名目繁多且各具特色的历史、武侠、财经、言情等小说，也有传记文学的奇花异卉。
人物传记在中外古典文学史上本应归入文学的范畴，比如司马迁的《史记》列传、英国鲍斯威尔的《约翰生博士传》等都是以传记人，更以传写史，是“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的范例，在文学史上有其不可动摇的地位。但到了近代却从文学的殿堂被请了出来，放置到史学评论或文学批评的研究领域。比如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尽管在香港文学史著作中无立足之地，却在古远清著《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中给予充分评价。香港的传记文学研究一直甚为薄弱，与传记文学创作的活跃相比未免滞后。
当然，传记作品到底是史学著述还是文学批评或文学创作，向无定论，学术界可以见仁见智。而上乘的传记作品往往是史学、批评和文学色彩兼而有之，相得益彰。评传形式的传记著作，批评的成分固然加重，但只要文笔漂亮，可读性强，仍不妨看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传记文学作品，似无必要作刻板的限定。
辽宁日报：香港研究鲁迅的人不少，其中张向天就投入了毕生精力，您认为曹聚仁是香港鲁迅研究最有成就者？
陈子善：曹聚仁的鲁迅研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尤其是他的《鲁迅评传》，被论者誉为“在国内外众多关于鲁迅的传记和评传中，是极具个性的一部”。曹聚仁在本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物，著述颇丰，有论者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像他这样高产，除了梁启超、鲁迅、郭沫若和林语堂之外，似乎还不多见。成名的新闻记者中，像他这样的饱学之士，也实在找不出几个。”他不仅见过鲁迅，还与鲁迅通信几十封，他笔下的鲁迅立体、多侧面。
辽宁日报：您认为对港澳一些作家的研究，至今仍存在薄弱环节？
陈子善：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数度赴港，我特别关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内地有名、50年代先后赴港的诸如叶灵凤、李英辉等作家的作品，尤其是他们在香港出版的著作。我发现他们不但在那个时候，就是到了今天，也仍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或者说是一个空白。而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几种香港文学史著作中，对香港新文学开拓者谢晨光均语焉不详。近年虽已有研究者注意到他，但谢晨光在香港早期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仍未得到应有的较为全面的评估。鉴于他在当时香港新文学杂志报纸上发表的作品尚未完整梳理，期待谢晨光其人其文引起香港新文学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本报记者/高慧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