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降“铁拳”

　　伞降训练。陈立春/摄

　　战车驰骋。秦云涛/摄

　　“火龙”出击。肖艳飞/摄

　　庄严宣誓。陈立春/摄

　　重装空投。 肖艳飞/摄

　　俄罗斯奥伦堡州，东古兹靶场。在地面炮兵和航空兵火力打开的战场间隙，几架运输机搭载中国空降兵飞抵预定空域。

　　舱门缓缓打开，异国的风呼啸着灌进机舱。3台数吨重的战车依次从机舱滑出，在空中张开4具白色主伞，面积有大半个足球场大小。

　　随后，伴着长长的“嘀”声，21岁的金天宇和战友们背着伞包从舱门处一跃而下。

　　9月下旬，在俄军举办的“中部-2019”演习中，中国空军空降兵走出国门，与俄罗斯空降兵同台竞技。此时，距离中国空降兵部队第一次跳伞过去了69年。

　　河南开封某干休所里，90岁的王富荣正在翻看空降兵演习的报道。1950年9月29日，他和61名战友在苏联顾问指导下完成首次空中跳伞，当时空降兵某军的前身——空军陆战第一旅仅成立11天。

　　当年体魄强健的战斗英雄如今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走路动作迟缓，听力有些受损，唯独洪亮的嗓音没有变。“当年我们只有两架缴获的美制C-46运输机，除了跳伞，只能空投随队的迫击炮和重机枪。”

　　从空降兵某师副师长岗位退休后，王富荣一直通过报刊和电视追踪这支部队的最新发展。近些年，空降兵在各地组织跳伞和重装空投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和外军联合演习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每一篇报道他都要戴上眼镜反复读几遍。

　　前几年，军里组织离休干部参观新列装的战车，王富荣和老伴互相搀扶着参加。看着当年梦寐以求的装备近在眼前，这位老空降兵不住地点头赞叹，“不一样了，不一样了，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啊！”

　　勇敢者的游戏

　　金天宇的确赶上了好时候。作为空降兵某军上甘岭特功八连副班长，仅仅入伍3年就代表中国空降兵出国参加“中部-2019”联合演习，这是许多老士官都羡慕的机会。

　　演习场上空，跃出舱门的瞬间，他开始在心里读秒。“0001秒，0002秒，0003秒。”“啪”地一声，主伞张开，一股力量拽着他的肩膀向上提。那一刻，世界暂时安静了，俄罗斯特殊的地貌像画卷一样铺展在他眼前。

　　跳伞被称为“勇敢者的游戏”，危险与美妙的风景如影随形。演习地域风速较大，前几天把他们在机场扎的帐篷吹翻了。离地面越来越近，速度越来越快，金天宇不免有些担心，“不会被大风拖拽吧？”

　　心底刚升起这个念头，他就着陆了。张开的主伞被大风吹向前方，一下子把他拽倒，连翻了好几个跟头。翻滚中，他抓住时机一把飞掉主伞，这才停了下来。

　　金天宇是一名炮手，着陆后要上战车执行射击任务。他爬起来想往战车方向跑，身体却不听使唤地摔在地上。战友跑过来，发现他的头盔撞坏了，“一按特别软”，让他待在原地，他却还是跌跌撞撞地往前挪，“走两步就倒一下。”

　　金天宇平时活泼开朗，是连队里出了名的好脾气，但这时却执拗得像换了个人。“当时就一个想法，有什么事情后面再说，先让我上炮塔，把任务完成好。”

　　救援的猛士车抵达，战友们喊着“上炮塔、上炮塔”，才把意识模糊的他骗上了车。在俄罗斯后方医院，他被诊断为轻微脑震荡，俄方军医通过翻译向他致敬，“你很勇敢！”

　　“跟前辈们比，我这点事不算什么。”金天宇是连队荣誉室解说员，熟知空降兵发展史。他知道，69年前，新中国第一代空降兵也是凭借勇敢无畏的精神登上飞机，完成首次跳伞的壮举。

　　1950年9月17日，空军陆战第一旅在开封成立。这座被历代军事家视为理想屯兵之地的古城，迎来了人民军队序列中“动于九天之上”的新兵种。当年王富荣只有21岁，和金天宇同样的年纪。

　　成立大会上，站在他身边的都是从各军区、野战军抽调来的战斗英雄和模范。“考虑到马上要打仗，空降兵又是敌后独立作战，需要有作战经验的战斗英雄。”王富荣说。

　　按照中央军委的标准，空军陆战第一旅首选战斗英雄和模范，如果人数不足，以一、二等功臣补充，如仍不足，则从优秀战士中补选，“当时一个军大概三四万人，最后只选百八十人。”

　　战斗英雄中，让王富荣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营营长崔汉卿。他的身上有5处枪伤、1处刀伤和几处弹片伤，荣立5次战功。首次跳伞任务中，崔汉卿第一个跃出机舱，被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誉为“中国伞兵第一腿”。后来，在他的介绍下，王富荣结识了相伴一生的爱人。

　　王富荣先前是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89师的一名作战参谋。1947年，他随突击队攻打苏北沟安墩时遭遇敌碉堡火力封锁，危急时刻，他组织部队再次发起进攻，一举端掉敌碉堡，荣立二等功。

　　解放战争中，他先后参加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又在毛泽东发出“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号召后加入空军陆战第一旅，目标直指败退台湾岛的国民党残余势力。

　　王富荣曾在淮海战役中打过国民党撒毒气的飞机，但没有坐过飞机。真正跳伞那一天，这些在地面作战中毫无惧色的战斗英雄流露出了少有的紧张。

　　“说实话，跳伞的时候你控不住你的心，临跳以前血压有点升高，脸上发点红。”多年后再谈起那个瞬间，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就像第一次参加战斗，班长说不要怕，拿枪往前冲的时候，心里还是跳腾。”

　　作为一营伞训长，王富荣第二个跳出舱门。稀里糊涂往下坠了几秒，他感觉身体好像被绳子猛地扯了一下，长舒了一口气，“伞张开了。”看看四周，战友们的伞花相继绽开，瞪大眼睛朝下看，“辽阔的大地上有很多小方块儿，美得很！”

　　62名英雄这载入史册的一跳，宣告中国空降兵初步掌握了现代伞降技术。

　　接力传承上甘岭精神

　　第一次跳伞的感受，是空降兵永恒的话题。

　　与跳伞前的紧张和忐忑不同，成功着陆后的年轻人总是迫不及待想要分享空中的奇妙体验。伞花朵朵绽放，远处是弧形的天际线，四周静谧无声，在短暂的数十秒里，他们得以第一次用“上帝视角”观察这个世界。

　　战士们中间流传着一句“三多”，幽默地概括了跳伞前后的状态：到机场尿多，上飞机汗多，落地后话多。

　　亲朋好友喜欢在电话里追问跳伞体验，现代社会的发展使他们可以用更多的参照物来描述这种感受。一名战士对朋友说，伞没打开的时候，整个人“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往下掉”。00后上等兵刘瑞龙则告诉同学，跳伞差不多就像真人版的“吃鸡”游戏，“里面的伞我们有，里面的枪我们也有。”

　　“朋友跟我开玩笑，你咋不上天呢。”25岁的马天华笑着说，“我告诉他，我上天了，还跳伞了。”提起空降兵，他的朋友们觉得非常神秘，能开战车能跳伞，语气里满是羡慕。

　　58年前，类似的好奇也曾出现在的陆军第15军官兵心中。1961年，为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中央军委决定将陆军第15军整建制改建为空降兵第15军。消息传来，军营里一下子沸腾了。

　　一些夸张的说法开始在战士们中间流传，什么空降兵“穿的都是苏联给送的马裤尼军装，吃的都是白米洋面，伙食标准每日十几块钱，经常坐飞机在天上转”，把大家的胃口吊得老高。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15军是一支举世闻名的英雄部队，涌现出了黄继光、邱少云等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1952年，15军4.3万名将士在朝鲜上甘岭阵地上抗击了“联合国军”6万余人、3000余架次飞机、170多辆坦克、190余万发炮弹的轮番攻击与轰炸。

　　“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15军《抗美援朝战争史》这样记载。这种英勇无畏的气魄，后来被对手称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

　　毛主席在接见15军军长秦基伟时曾说：“历史上没有攻不破的防线，上甘岭防线没有被攻破，这还是奇迹。”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央军委决定扩建空降兵部队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支英雄部队。

　　在上甘岭特功八连服役14年，四级军士长徐成熟知这段历史：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八连坚守坑道阵地14个昼夜，缺粮缺水，战士们只能舔石头上渗出的一点水珠，甚至把尿当成“光荣茶”来喝，好不容易送进去一个苹果，大家互相谦让，传了几圈才吃完。

　　“我第一次听这些故事都不敢相信，特别震撼。”去年夏天，连队派人看望“一个苹果”故事的主人公——七连连长张计发，90多岁的老人记忆力逐渐衰退，但仍记得上甘岭的战事，反复提起那段坑道岁月。

　　去年连队老英雄柴云振病危，徐成和几个战友前去看望，当介绍自己来自上甘岭特功八连时，处于昏迷状态的柴云振竟流下了眼泪。

　　“当年前辈们硬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最终把布满381个弹孔的连旗插上了上甘岭主峰。”徐成感慨。如今，这面连旗存放在连队荣誉室中，每次执行重大任务，连队就会组织官兵向连旗宣誓。

　　在今年举行的国庆70周年阅兵中，这面连旗被放在空降兵战车方队的412号战车上，和战士们一起接受了检阅。

　　徐成觉得，八连是一个富有仪式感的地方，一个细节就把人的思绪引向历史深处。每一个到八连的兵都会得到一个5位数的编号，徐成的编号是74001，意味着他是八连的第74批传人。每晚点名，官兵们都要齐声呼喊上甘岭精神。新党员宣誓，一定要选在荣誉室坑道临时党支部的复原模拟场景前。

　　“这是一种传承和接力吧。”徐成说，“不管哪一茬兵，这些是不会变的。”

　　长出八连的骨头

　　传承不只表现在有形的事物上。上甘岭战役后，八连总结出“只吹冲锋号，不打退堂鼓”的连魂。徐成说，具备了这种精神，才算真正长出了八连的骨头。

　　2014年，徐成和战友参加“和平使命-2014”联合演习。跳伞时，为了缩短空降时间，运输机前后间隔很短，“后一架抵着前一架飞机的尾流飞。”当舱门打开时，机身剧烈颠簸，“舱门像鱼尾巴一样左右摆”，准备跳伞的队员摔倒了三分之二。

　　徐成的腿被防滑铆钉割出一道8厘米长的口子，排在他前面的队员把伞包碰开了。根据规定，出现这种情况后，人员应立即停止跳伞。但徐成和两名战友取下挂在钢索上的拉绳弹簧钩，绕过那名队员后重新挂上，摸索到舱门跳了下去。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如果弹簧钩在颠簸中没有挂牢，他们的主伞就无法打开。“我是战斗小组组长，如果我不跳下去，地面的战斗没法展开。”徐成解释说。

　　后来，演习顺利进行，徐成却因为违反规定受到一名科长的批评。让他没想到的是，团长知道后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了他们，“这3个人才是有血性、能打仗的，我们的部队就需要这样的人！”

　　作为奖励，团长还把当时最贵重的奖品——3个MP4播放器发给了他们。

　　在战友眼中，徐成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33岁的年纪，5公里能跑进18分钟。这个成绩连很多精力充沛的新兵都望尘莫及。

　　担任班长多年，他的理念是“慈不掌兵”。他所在的4班是连里的明星班级，凡事都要争第一。战士们压力很大，每次他到外地执行任务，“班里就像过年一样”。

　　“2017年4班荣立集体三等功，我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上任班长黎汝都。”当时，黎汝都已经退役7年。没退役前，徐成最怕他说4班退步了，因此平时格外努力。“我不能把老一辈的荣誉守丢了。”他说。

　　荣誉是八连官兵最在乎的东西。现任4班班长黄勇记得，前年旅里组织“国际军事比赛-2017”空降排项目集训，参加者自带连旗和旗杆，只要有人被淘汰，就要亲自把旗杆砍短一截。队员们拼命训练，“谁也不甘心连旗矮人一头。”

　　40多摄氏度的高温里，集训队每天两个10公里，很多队员跑到意识模糊。一些人在半路上了救护车，跑到终点的人则处于亢奋状态，有的对队长说“我还要再跑一个”，有的躺在地上说出了遗言和银行卡密码，“场面特别惨烈。”

　　到终点后，黄勇才发现脚上磨出了血泡，袜子粘在肉上脱不下来，只能拿剪刀剪。处理完伤口后，他平时走路总感觉脚底缺了一块肉，“像走在坑里一样。”

　　集训结束时，八连连旗在操场上高高飘扬，没有被砍短一寸。

　　徐成记得，有一年空降排项目比赛中，一名队员在跳伞着陆时崴了脚，还有10公里的路要跑，他说什么也不肯放弃。几个战友在前面用绳子拉着他，后面几个人轮流推，带着他以最快的速度跑到终点，最终赢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

　　参赛的外军觉得不可思议，不明白中国军人在队员崴脚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能跑这么快。徐成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中国军人赢在精神和意志力，上甘岭当年没有被攻破，靠的就是信仰。”

　　从“一杆枪一具伞”到“飞行集团军”

　　除了当班长，徐成还是一名车长，负责车组的通信和指挥。他所乘坐的ZBD-03型空降兵战车，是王富荣那一代空降兵想都不敢想的装备。

　　1950年空军陆战第一旅刚成立时，空降兵的装备是“一杆枪一具伞”，最多可以空投迫击炮、无后坐力炮等轻型火器。当时，世界各国空降兵部队都没有可供空投的战车，更加强调人员的战斗意志。

　　“我们没办法空投坦克，但是可以下去夺取敌人的坦克。”王富荣说。

　　1978年，空降兵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李振波入伍时，面临的还是相似的境况，对抗演习中经常出现一个尴尬的画面：面对“敌”坦克和武装直升机，手持冲锋枪、火箭筒等轻武器的空降兵只能眼睁睁地等待远方的炮火支援。

　　2004年徐成入伍时，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下连后不久，隔壁的一营列装战车，徐成“又是羡慕又是嫉妒”。第一次见到空降兵战车，很多战士把这些装着履带的大家伙当成了坦克。实际上，它比重型坦克更加“小巧”。

　　“设计空降兵战车就像做俄罗斯套娃。”李振波解释说，“首先要考虑运输机的运载能力，然后再在火力、机动力、防护力、吨位等指标上作平衡。”

　　车体虽然不大，但空降兵战车的综合能力却不容小觑，为中国空降兵提供了强大的火力和远程机动能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空降兵战车的列装被李振波视为“划时代的进步”。

　　那几年，伴随着空降兵战车等一系列新装备的列装，空降兵部队迅速发展，由初建时期“一杆枪一具伞”的单一兵种发展成拥有步兵、炮兵、航空兵、导弹兵等20多个专业兵种合成的“空中集团军”。

　　对于这款明星装备，旅里官兵普遍有一种执念。今年空降排项目集训，炮兵营一个战士对徐成说，去年他负责集训保障，想摸一下战车，结果被参赛队员拒绝了。

　　“我今年又报名参加乘员赛，就是想到战车里坐一坐。”小战士愤愤不平地问他，“班长，我能坐上战车开两圈吗？”

　　“去吧。”徐成被他逗乐了。

　　战车列装激发了官兵的热情，但新装备该如何使用？“刚接装时我们以为装甲车都有防护，训练的时候就套用坦克的战术。”四营营长毛磊说，后来在演练中受挫，他们才发现战车有自己的特点，要根据任务制订适合的战法。

　　战车的列装，也见证了空降兵部队人才结构的变化。

　　空军陆战第一旅时期，空降兵以战斗英雄为主体，虽然作战勇敢，但是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一个抛物线原理讲半天。”

　　69年过去，官兵的文化水平早已是另一番光景。据统计，近年来空降兵部队80%的干部具有本科以上文凭，具有大专（含在读）以上学历的新兵占总数的53.8%。

　　随着战车列装，部队里的中高级士官越来越多。“车长、驾驶员、炮手、空投、维修，每一个专业都需要经验丰富的人才。”徐成说，现在走在军营里，经常能碰到肩扛几道拐的熟面孔。

　　在他看来，一批优秀的骨干可以支持连队至少3年的发展，而经验丰富的老士官服役时间更长，能够持续为战斗力保驾护航。

　　三营营长李洪旭毕业于装甲兵工程学院，2009年调到旅里后，他发现自己成了抢手的“香饽饽”。据他了解，仅仅四五年之前还很少有装甲专业的干部分配到这里。

　　年轻军官的履历中，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国际范儿”。李洪旭曾在俄罗斯留学3年，学习俄军空降兵的合同指挥内容。八连副连长赵路大学时参加过美国西点军校的桑赫斯特国际军事竞赛，今年9月又带队参加了俄罗斯“中部-2019”演习。

　　大学生士兵也越来越多。“现在的兵文化程度高，理解能力强，想法也很多。”徐成以前带兵时，不允许班里的战士下载手机游戏，看电视只能看新闻。如今，这套“粗暴”的管理模式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终于在2015年徐成升级当爸爸后被抛弃。

　　当年他带过的兵现在成了骨干，他们对徐成正在带的战士说：“你们赶上了好时候。”

　　徐成的继任者、4班班长黄勇接受采访时，八连的小伙子们正在营房前的空地上擦拭枪械。他们严格按照规程操作，动作轻车熟路，旁边的音箱里放着《红色高跟鞋》《野狼disco》等流行音乐。

　　那一刻，钢枪、铁纪和年轻人向往的爱情、潮流神奇地糅合在了一起。

　　“外军能空投的装备，中国空降兵也能投下来”

　　空降兵战车列装后，一项更加严峻的任务摆在李振波面前。

　　2005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在“和平使命-2005”演习中我空降兵和俄罗斯空降兵在同一地域、同一高度空投相同数量的装备和人员。这个决定让当时担任空降兵研究所所长、负责重装空投技术发展的李振波压力骤增。

　　“当时我们国产的重装空投系统还在试验，还没有正式定型，而距离联合演习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他说。

　　从空中把战车等重型武器装备精准投放到作战区域参与战斗，是空降兵部队特有的作战能力，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空降兵综合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在此之前，中国空降兵的重装空投技术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状态，空投重量一直维持在两三吨，始终没有太大突破。

　　李振波立刻展开战车空投试验。第一次，试验车刚被牵引伞拉出飞机就与主伞脱离，在地面砸出一个大坑，试验失败。“当时心里非常紧张，压力太大了。”他回忆说。

　　作为旅里的空降空投骨干，二级军士长秦阳见证了这个过程。“李高工私下里是非常和蔼的一个人，但那段时间也不见他笑了，我们跟他说话都不敢提空投的事。”

　　试验失败后，李振波马上找来厂家查找问题，逐一验证。再次试验，成功了。然而，当他们使用真正的战车进行第三次试验时，坏消息再次传来，战车在空中与主伞脱离，摔得粉碎。

　　秦阳发现，李振波的头发一夜之间花白了。“不光变白，我发量变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李振波笑着说。

　　最终，他们把失败原因锁定在主伞脱离锁上，立即着手改进，终于取得了成功。此时，距离演习开始只有短短几天时间。

　　演习当天，在中俄参演官兵的共同注视下，3台实装实弹的空降兵战车从伊尔-76运输机上成功实施连投，平稳安全地降落到指定区域。这标志着中国继美国、俄罗斯等少数国家之后掌握了这一关键技术。

　　那一刻，李振波和战友们抱在一起号啕大哭。经过漫长的等待和摸索，他迎来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中国空降兵终于可以在重装空投技术上与世界强国同台竞技，“外军能空投的装备，中国空降兵也能投下来。”

　　33岁的空降勤务连班长周光银曾经近距离感受过重装空投的魅力。在伊尔-76运输机上，他操控设备启动空投程序，战车离机后，天空中迅速绽开几朵巨大的伞花。

　　这是他们这代空降兵梦寐以求的场景：更大的飞机，先进的重型装备和空投系统，生成更加强大的作战能力。

　　周光银说，重装空投也经历了短暂的磨合期。一开始，他操作时比较紧张，飞行员就不断提问，“答不上来的话他心里也没底。”

　　重装空投吨位大，稍有不慎轻者装备摔坏，重者机毁人亡。后来，随着技术越来越娴熟，他们逐渐赢得了飞行员的信任，和机组配合越来越默契。

　　重装空投也改变了空降兵的作战样式。以前，人们往往把空降兵当作插入敌后、执行破袭和小规模作战的“尖刀”，如今，他们利用重装远程机动，探索大规模的空降作战，使“尖刀”变成了更具威慑力的“铁拳”。

　　中国空降兵显示出令人瞩目的威慑力

　　“现在每个战区都和我们进行过联合演习。”李振波说，凭借“天降战车、奇兵突进”的独特优长，空降兵已经成为现代联合作战中的一支重要突击力量。

　　经过69年的发展，对于空降兵如何使用，中国军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空降兵要战略先机使用、战役顶点使用、战术速决使用，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空降兵研究所副所长王全礼说，“当战役陷入胶着的局面时，空降兵的出场能够改变战场态势。”

　　与此同时，中国空降兵变得越来越开放与自信。1984年5月，中美两军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开始解冻，美国驻华武官龙基福来到空降兵部队跳伞，中国空降兵从此开启了对外交流之门。

　　跳伞结束后，龙基福赠送给中国同行一套美国空降兵使用的迷彩服和帽徽。当时我军还没有研制出军用迷彩服，许多人甚至开玩笑说，“美军穿着花衣服作战。”

　　如今，中国空降兵多次参加“和平使命”系列演习，连续5年参加国际军事比赛空降排项目，均取得不俗的成绩，与外军联演联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中国空降兵全方位的空降训练具有鲜明的特色，显示出令人瞩目的威慑力。”一名国外军事专家评论说。

　　90岁的王富荣也从报纸上读到过类似的评价。“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跟一些强国比恐怕还有差距，我们要积极往上赶。”他对中国空降兵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这个部队的特点是革命英雄主义，不甘落后。”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空降兵，王富荣为空降兵部队的发展奉献了一生。退休后，他在家里种菜养花、看书读报，从家门口就能望见当年用的伞塔。

　　每年八一建军节，空降兵某旅都会组织年轻官兵到伞塔下重温入伍誓词。有时候，他会羡慕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一个幸运的时代，他们的天空之旅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