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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发稿时间:2026-05-18 06:40:00 来源: 中国青年报

  编者按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5·17”重要讲话发表10年来,相关学科和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极大增强了我们的学术自信与文化自信。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与文明交流互鉴有着怎样的关系,它在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有着怎样的实施路径,取得成效后对于重塑和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又有哪些助益……本报约请三位专家学者分享学悟、实践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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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重塑国际话语权

  ■ 管永前

  学科体系解决的是“有什么”的问题,而话语体系解决的是“如何说”的问题。学科体系的完备只是“骨架”的搭建,话语体系的确立才是“灵魂”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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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哲学社会科学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断健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成果日益丰硕。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是:在国际学术话语权层面,“西方主导、中国相对失语”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打破这一格局,需要深刻的学术自觉。这种自觉,既要解决“用什么样的理论解释中国实践”的方法论问题,也要回应中国学术如何为人类发展作出独特贡献的时代命题。

  知识体系与话语权的内在关联

  哲学社会科学既是知识的生产体系,也是话语权力的建构场域。谁掌握了知识生产的标准、概念框架和理论范式,谁就掌握了定义“普遍性”的权力。长期以来,西方学术话语中的所谓“普世价值”“文明冲突”“历史终结论”等论述,本质上是西方特定历史经验的“地方性知识”,却被包装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这些概念被不加反思地用于解释中国实践时,削足适履便在所难免。

  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崭新道路。然而,也出现了西方理论无法适应中国实践、中国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探索的局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没有主体性的学术,只能充当西方理论的“注脚”;没有原创性的知识,无法支撑起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

  因此,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学术上的“自娱自乐”,更不是简单的“另起炉灶”,而是在尊重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能够有效解释中国实践、回应人类共同问题的理论框架。这既是一项学术任务,更是一项政治使命。

  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逻辑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个体现”的根本遵循: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这“三个体现”从不同维度揭示了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逻辑。

  体现原创性、时代性,要求立足中国实践提炼“标识性概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伟大实践,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蕴含着丰富的理论资源。问题在于,这些实践尚未被充分概念化、理论化,未能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话语。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首先要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实践为“研究起点”,从中提炼出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核心概念。

  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求以“两个结合”打通古今中西。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凭空创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治理智慧,“和而不同”“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理念,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完全可以成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资源。同时,我们也要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成果,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要求变“解释中国”为“重塑全球叙事”。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习惯于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这固然有其历史原因,但仅止于此显然不够。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不仅是解释好中国,更要参与全球知识体系的建构,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文明对话等人类共同问题上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关怀人类、面向未来”,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应有担当。

  多语种传播的能力支撑

  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与国际传播能力是一体两面。再好的理论,如果无法有效传播,也只能“养在深闺人未识”。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的国际传播面临双重困境:一是“说不出去”,学术成果多限于中文发表,未能进入国际主流学术平台;二是“说了传不开”,即便翻译成外文,也往往因话语方式和传播策略的错位而难以产生共鸣。

  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多语种能力和跨文化视野的支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懂中国”,还要“通世界”,既要熟悉对象国的知识传统和话语习惯,又要能找到中国经验与普遍关怀之间的对接点。近年来,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通过编写多语种教材,将中国理论、中国实践系统化地转化为国际可理解的学术资源;通过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深入了解不同文化语境中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规律;通过推动中外学者合作研究,在共同议题中实现话语对接。这些探索并非个别机构的单打独斗,而是正在形成的一种学术自觉。这也表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在开放的对话中确立自身的主体性。

  话语体系转向的深层意涵

  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成效显著,但话语体系的建设相对滞后。学科体系解决的是“有什么”的问题,而话语体系解决的是“如何说”的问题。学科体系的完备只是“骨架”的搭建,话语体系的确立才是“灵魂”的生成。

  实现从“学科体系”到“话语体系”的深层转向,需要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从“引介西方”转向“创制中国话语”,不再满足于翻译西方理论,而是要敢于提出具有原创性的中国概念、中国范式;二是从“解释中国”转向“重塑全球叙事”,不再被动回应外部话语,而是主动设置议题、引导舆论;三是从“学术自娱”转向“服务国家战略”,让学术研究真正回应时代之问、人民之需。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为理论创造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场长期的“学术征程”。它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集体努力,更需要一种“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定力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当中国学者能够用自己创造的概念和理论阐释中国实践、回应世界关切时,我们才真正拥有了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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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交流互鉴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 黄晓星

  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需以深刻理解中国社会结构为根基。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重塑人类社会的时代浪潮中,社会学研究技术与方法的革新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命题。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应面向时代和未来,以高质量发展为重要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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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主席首倡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它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内在规律。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深深植根于文明交流互鉴的土壤,不同地域、民族的哲学思想、社会理论在相互碰撞与对话中,为学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社会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本质上就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社会经历着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深刻变迁、价值观念多元碰撞等复杂转型,这对社会学理论创新提出了迫切需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要立足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又要积极与国际社会学界展开对话,吸收全球范围内社区建设、公共政策制定等先进理论成果。这一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始终面向并服务于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需求,旨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学理支撑,推动人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共同繁荣。

  文明交流互鉴:社会学发展的基础

  19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与社会转型催生了社会学学科,其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全球文明互动。社会学专业是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晶,法国学者孔德1838年首次提出“社会学”一词,“社会学三大家”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分别是德国人和法国人,三位奠基人百科全书式的研究也基于对全球不同文明形态的探索和分析,总结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其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从对德国、英国等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共产主义的道路,影响了后续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这些社会学家在构建理论时,不断借鉴非西方社会的家庭结构、社区治理等实践经验;而亚非拉国家在引入社会学理论的同时,也结合本土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对其进行适应性改造。这些奠基者都有着跨文明的思考,也是在社会结构剧烈变迁时代对人类文明进行聚焦,对文明转型予以关注。

  19世纪末,社会学专业被引入中国,其时代情境也是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康有为1891年在万木草堂开设“群学”课程,严复正式将社会学翻译为“群学”,将荀子的群学思想作为社会学的基础,引入专业的社会学来为社会改革提供思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批批社会学学人在努力探索中国变革的思路,包括吴文藻、费孝通、杨庆堃、孙本文、许仕廉等诸多学者,这些社会学先驱都是前往不同国家留学且学成归来后为国家建设贡献自身智慧,同时他们也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国际前沿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促成了一批既有国际化视野又有强烈本土关怀的社会学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几十年之中走过了英美等国几百年走过的道路。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剧烈变动,国际形势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新一代社会学家日益关注社会学的本土化、国际化等议题。最近若干年中激起了多次关于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辩论,尤其是近些年对“社会学本土化”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的广泛讨论。这些讨论足见社会学始终处于文明交流互鉴中,它理应承担对不同国家和国内社会发展的研究职责,以国际化视野、中国本土的关怀交出自己的答卷。中国社会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学在以文化为纽带、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各国民心相通等方面,应充分发挥自身作用。

  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理论与方法自觉:把握中国社会“深度结构”和发展方向

  文明交流互鉴并非“西方化”,或者仅仅服务于“国际”的社会学,而是面向我国国情的社会学理论构建,在此基础上对外交流互鉴。社会学要站好中国立场、讲好中国故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要强调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强调中国化、中国特色、本土化。中国特色社会学要以专业发展回应社会的深度需求,把握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通过社会学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绝非浮光掠影地观察或简单地总结经验,而要以深度调查研究为基石,通过“行见中国”触摸社会肌理、感知时代脉搏。社会学的理论创新与知识生产更离不开扎根田野的调研,如费孝通先生历时数十载追踪“江村经济”,以“志在富民”的情怀记录乡土中国的蜕变,及至当代社会学学人深入脱贫攻坚一线,解码减贫奇迹背后的制度密码——唯有扎根广袤大地,在田间地头、社区街巷中收集鲜活素材,才能准确捕捉社会变迁的细微征兆,才能揭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动力机制。社会学的发展必须基于深厚的调研基础,以事实为基准,反映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要坚持在调查研究、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的基础上制定和出台政策,通过调查研究“问道社会”,寻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之道。

  在深刻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上,我们要从国情出发,以主位视角理解中国社会。立足于本土实际,结合中国的文化情境,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基础上发展出社会学理论,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体,建立中国社会学理论的中国学派。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需以深刻理解中国社会结构为根基。现阶段,中国社会学已经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如何使社会学理论更加深植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中,以更深厚的文化基础指导理论构建,是现阶段社会学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治理智慧,如“和而不同”的包容理念、“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秩序观,这些思想资源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更为社会学理论建构提供了深厚文化底蕴。同时,我们要使社会学理论更充分地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中国具体实践的鲜活经验。当前,中国社会学已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涵盖脱贫攻坚经验总结、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数字时代社会变迁等多个领域。文明交流互鉴要求我们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上更加广泛地吸收其他文明中重要的社会学理论观点,发展壮大自身的理论基础,逐步形成彰显中国学术主体性的社会学中国学派。

  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重塑人类社会的时代浪潮中,社会学研究技术与方法的革新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命题。新的社会学技术、方法也是需要面向全球借鉴的内容。传统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在捕捉网络社群的动态演化、解析算法驱动的行为逻辑、量化虚拟空间的社会关系时,日益暴露出数据获取滞后、分析维度单一等局限性。如何过互联网、人工智能这一关,也是社会学需要重视的。要立足于我国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以中国自身的数字/数智社会构建为基础,把握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学更需在系统、整合的层面去理解社会的变迁,重提人的主体性。技术是通用的,各种计算社会学方法的使用,对于理解各种线上、线下的现象有着极大助益。譬如青年群体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主力军,要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和手段更深入地把握青年的变化,理解新时代青年的精神气质,推动其使命担当的形成和发展。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的各种方法也在逐步革新,我们要用它更好地把握正在发生的大变局。以中国新时代青年研究为例,需要更深入地使用计算社会科学的方法深入互联网,从而更好把握现阶段青年的面貌和特征。这些方法创新共同推动社会学研究向更精准、更动态、更具预测性的方向发展,助力学界把握数字时代社会结构转型、价值观念变迁等重大变局,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提供技术支撑。

  面向时代与未来:推动中国社会学的高质量发展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应面向时代和未来,以高质量发展为重要指向。当今社会是一个全球化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全球治理的行之有效的中国方案;当今社会是一个文明延续的社会,需在互相吸收既往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实现指向未来的共同的共同体发展。

  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要拓展“空间”,面向时代,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自身的思考。当今社会,各国之间的博弈和斗争愈演愈烈,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社会学需内外结合,理解时代的变迁。一方面,对中国本土知识、中国话语体系进行提炼和发展;另一方面,走出国门,深入世界不同区域,了解当地的社会结构与文明形态。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直面国内外形势及出现的问题,以学科共同体的方式贡献中国社会学的智慧。现阶段,中国高校的不少社会学院系正在开展相关海外研究,譬如美洲、非洲、东南亚等的研究,这正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通过交流互鉴,中国社会学也逐步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逐步学会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要拓展“时间”,把过去、现在、未来相串联。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过往和既有文明形态的超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蕴含着未来文明的方向。时代一直在变化,对于数智文明,社会学应当如何认识,如何理解数智文明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变化、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如何在理解未来社会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发展?如何理解数智文明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又以何种方式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这些都是中国社会学所面对的时代之问和未来之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学学人指明了努力方向,社会学应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们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知识体系,切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成为“民心相通”的桥梁和文化的纽带,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贡献社会学的应有智慧。

  (作者系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青年人才、闽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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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世济民中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 文雁兵

  系统转化经世济民、民本富民、义利统一、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等思想,将其融入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共同富裕等研究,让中国经济学具有鲜明中国气派、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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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作为经世济民、治国安邦的重要学科和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立足新时代,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融通西方经济学有益成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济智慧,深入贯彻“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对于实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奋斗目标和开辟人类迈向现代化新道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意义

  经济学根植于特定国家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与发展实践,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范式。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凭借先发优势形成主流话语体系,其理论逻辑、分析框架、价值立场深深烙印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特质与资本本位逻辑,难以有效解释中国发展奇迹,更无法指引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深刻必然性。

  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坚持人民立场,是科学的理论指南。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破除西方理论教条,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经济领域的指导地位。

  这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经世济民理想的历史必然。中华文明积淀“民为邦本”“义利兼顾”“藏富于民”“天下大同”等治理智慧与发展哲学,蕴含治理国家、造福百姓、促进社会繁荣安定的价值追求,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高度契合。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激活传统智慧,实现创造性转化,赋予中华民族经济思想现代生命力。

  这是把中国实践优势转化为理论优势的战略任务。当代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面乡村振兴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深化,这些伟大实践超出了西方经济学理论预设框架。只有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才能系统总结中国经验、提炼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制度,摆脱学术依附,实现经济理论自立自强。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价值

  新时代新征程,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初心使命。西方经济学以资本逐利为逻辑起点,易导致贫富分化、社会失衡。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以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把共同富裕、民生改善、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核心议题,回归经世济民、为民造福的本源。

  支撑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理论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与西方现代化道路根本不同。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能够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逻辑、运行机制与发展路径,为强国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深化“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正是“两个结合”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既立足中国改革发展实践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民本、均衡、大同等智慧,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于全球治理。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失衡加剧,西方治理模式弊端凸显。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以互利共赢、包容普惠为价值取向,超越零和博弈与霸权逻辑,为全球南方走向现代化提供新选择,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人类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具体路径

  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守正创新、融通古今中外,走中国自主理论创新之路。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基,筑牢理论魂脉。坚持劳动价值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等科学内核,聚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全国统一大市场等重大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

  科学辩证借鉴西方经济学,坚持洋为中用。理性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微观分析、数量方法、市场机制研究等合理成分,摒弃其制度偏见、资本至上、历史虚无等缺陷,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改造适配,实现方法借鉴与价值立场相统一。

  活化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智慧,坚持古为今用。系统转化经世济民、民本富民、义利统一、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等思想,将其融入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共同富裕等研究,让中国经济学具有鲜明中国气派、文化根基。

  立足中国实践提炼原创理论,强化问题导向。围绕智能经济、耐心资本、投资于人、创新驱动、新型消费等时代课题,从实践中提炼原创概念、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形成具有原创性、标识性、本土化的经济学理论成果,实现从“解释世界”向“改造世界”、从“跟随模仿”向“引领创新”转变。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锚定初心使命。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维护社会安定繁荣作为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经济学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于国家长治久安与民族复兴,把党的初心使命转化为经济理论的价值追求。

  完善学科体系与话语传播,提升国际话语权。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教材体系、学术评价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用国际易懂的学理语言讲好中国经济故事,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影响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

  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统领,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统领性理论,它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贯穿“两个结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引中国式现代化,胸怀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又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文明有益成果。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在以五个“必须统筹”牵引高质量发展中,必须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统领,坚持正确立场与前进方向,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合理成果、中华传统经济智慧有机统一,做好学科建设、理论创新与话语传播,推动中国经济学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坚守经世济民理想,不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理论新境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实学理支撑,为人类进步事业贡献中国经济学智慧。

  (作者系嘉兴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5月18日 05版

责任编辑:高秀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