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青少年时代接受所有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知识技能都是皮毛小技,唯有胸怀格局的养成才是教育之根本大道。一个人的胸怀境界与其所承载的使命责任、事业成就是成正比例关系的。这也就是专业课与思政课的不同功能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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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第一身份是教师,所谓“大成至圣先师”。相对于此前专属于王公贵胄的泮宫黉学,孔子兴办的是有教无类的社会教育。《论语》真实生动地载明,孔子教育课程的设置中,有礼乐书数御射六门专业课,还有一门“思政课”。并且,这门思政课具有首要课程的重要属性。
《论语》里的思政课,主要内容关乎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教育根本问题。在春秋战国之际,随着铁器出现,新的生产力发展引发对旧的生产关系的冲击,礼崩乐坏,孔子的政治主张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克己以复周礼。孔门教育的培养目标,是能够担当天下兴亡道义的“君子”和“士”。按照古汉语单音节词体例,参照“天子”为天之子,则“君子”为君之子。有德有位为君,有德无位为君子,即君的预备人选。在学为士,学成君子。士是介于侯之末与民之首的社会阶层。古代科举制度下,秀才、举人、进士,士是学位进阶词根。现代教育制度下,学士、硕士、博士,仍然以士为学位进阶词根。许慎《说文解字》:“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士是那种敢谋事、善处事、做成事的人且一以贯之,善始善终。段玉裁《注》解释说:“士,事也。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数始一终十。学者由博返约,故云推十合一。”士不仅能做事处事成事,而且还能够把十种现象归纳总结出一个道理,这是典型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属性特征。
士以君的理想道德人格为目标,是君子的候选人。“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里仁》)。孔子要求学生志存高远,化礼为仁,仁者爱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严私德、守公德、明大德,要维护好发展好时代社会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总体利益。并且,要矢志不移,顶天立地,只有这样才能呵护民生,担当道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匹夫如此,何况于士。与此相关,孔子对关乎学生理想道德的思想政治课要求很高也很严。“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学生宰予修身不严,樊迟询问稼圃,都被视为志向不高,孔子竟然疾言厉色,近乎失态,那是恨铁不成钢。他希望自己门下的学子以天下为己任,不是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论语》里的思政课,以理想人格塑造为目标,以天下己任情怀为追求,其教学组织形式主要是交流讨论,循循善诱,其有效实施路径关键在于诉诸学生主体自觉,人生觉醒,生命觉悟。《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是一篇典型的思政讨论课记录。早春时节,郊野环境,天朗气清,孔门师生围坐在一起,畅谈理想人生。子路坦率直言,冉有、公西华态度谦逊温和,都有积极进取之心,曾皙更多闲适情怀,从容雅趣,所言志向深得孔子称许。老师启发引导,学生发言讨论,老师点评总结并自述其志,师生平等,相互感召。在宽宏包容的氛围中,老师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课堂是生动的,内容是鲜活的,学生是受益的。
限于当时的竹简书写条件,《论语》中很多篇章都是只言片语,但从上下文语态中可以感知出自课堂讨论的生动语境。曾参被师门尊称为曾子,是因为他在课堂讨论中时有高论,发人深省,催人奋进。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士必须修练具备“弘”与“毅”两种品质,以肩负重任且终身为之。此重任,就是要志于道,追求实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谋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也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弘,是胸怀宽广,有公道之心。古汉语象形文字,弘由弓与厶组成,弓具有反复拉开伸张的功能,厶是私之本字,胳臂往里弯曲,呵护一己之心,维护一己之利。与厶相对,是公字,就是张开双臂,敢于并善于拥抱眼前一切人与事。从厶到公,绝非易事,需要接受无数挑战,经受反复磨练,才能把一个人的动物本能教化为社会属性。我们青少年时代接受所有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知识技能都是皮毛小技,唯有胸怀格局的养成才是教育之根本大道。一个人的胸怀境界与其所承载的使命责任、事业成就是成正比例关系的。这也就是专业课与思政课的不同功能之所在。
在《论语》里,“思政课”是与“课程思政”高度融合的。孔子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润物无声地融会了思政课内容,那就是教育的根本在于培养学生的情怀格局,引导学生自觉养成“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的人格品质,进而逐渐形成士道文化精神传统。
(作者系复旦大学望道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朱鸿召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