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威戎镇杨湾村，返乡大学生和志愿者为村民书写春联。王毅/摄（新华社发）

　　用“返乡日记”记录熟悉而陌生的附近

　　曹林

　　多年前给学生们布置了一篇评论作业，写校园内身边的公共事务。一个特别擅长观点表达的同学，本以为主题会很多，话会刹不住，但想动笔写时，思绪却莫名贫乏，不知该从何说起。她后来写了一篇题为《你看云时热切，你看我时眼盲》的文章，反思这种“失语”：狂侃宏大概念，纵论网络热搜，对身边事务却熟视无睹。社会学家项飙称之为“附近的消失”，年轻人往往生活在“极大事”（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极小事”（日常鸡毛蒜皮）之间，对身边与他者相关的普遍命题缺乏关注，形上思考与生命世界缺乏有机对话：外卖员过着怎样的生活？姥姥姥爷为什么会有技术耻感？烟火气到底是什么？

　　这个春节假期，我们继续鼓励大学生用“返乡日记”记录家乡，记录他们自以为熟悉却陌生的“附近”。跳出书本概念之网，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去理解世界，用自己生活的小世界去连接那些共同的价值：衰老、爱情、家庭、变化、韧性。我们邀请北大和人大的学生接力写日记，记下返乡的观察和思考。桑塔格说，一切真正的理解，起源于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表面所呈现出的东西。这些年轻人，跳出生活所熟悉的表象，用陌生化的视角去努力呈现被忽略的家乡。

　　新春走基层，年轻的记者在“用脚采访、用笔还原”中记录着奋斗者的年味，我们也很珍视大学生贴近泥土的行走和视角。返乡，不只是在空间和身体上的回到家乡，不只是社会时钟的切换，更是“换一个角度看日常”的思想场所切换。很高兴看到了年轻人对附近的思考，有的看到了“年轻人对衰老很陌生，把陪伴想得太鸡汤”，有的看到了“消除技术耻感，用笨拙回应笨拙的努力”，有的看到了家乡小县城的巨大韧性。从接力的返乡日记中选出几篇献给读者，呈现年轻人“触摸附近”的可贵思考！

　　为何今年人们对“烟火”爱得如此深沉

　　马伊菲（北京大学学生）

　　对于期盼过年的人来说，“烟火”往往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在空中绽放的烟花爆竹，第二重含义是“烟火气”。尤其在这个春节，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深沉地爱着烟火，期待烟火中的正常生活。

　　先说说第一重含义，春节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一个节日，庆祝活动中自然少不了放烟火。烟花爆竹在古代的作用更多是用于驱病、辟邪。后来，放烟花逐渐从一种驱邪仪式变成了庆祝、表达喜悦的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但在今年，人们放烟火的意图好像再度回归了它的文化本原。我们更希望用烟火驱除给人带来病痛的病魔——就像古时候的人曾经做的那样。正因如此，最近大家对烟火表现出的热情似乎远超以往。据我观察，往年烟花爆竹的燃放在春节期间才达到高峰，尤其是除夕夜和大年初五迎财神这两天。可今年自从元旦以来，我所在的小区烟花和鞭炮声就几乎没停过，过年那几天则来得更加“猛烈”。

　　第二重含义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烟火气”，意思是富有生活气息。不少新闻媒体最近都在发文称“烟火气回来了”，“烟火气”这三个字甚至被《咬文嚼字》评为2022年十大流行语之一。字面上来讲，“烟火”分别指的是炊烟和炉火，二者均与饮食有关。因此，餐饮行业可谓是评价“烟火气”的风向标。

　　前不久，我去商场吃饭。为了照顾脆弱的喉咙，辛辣刺激的被排除在外；考虑到消化系统的不适，也只能与油腻的食物说再见。面对诱人的美食，心有余而力不足，也是近期的一大遗憾。我们好不容易才选了一家口味适中的餐厅，点了几样菜，却被告知好几道都不能做——原因是前段时间餐厅门可罗雀，导致许多不易储存的食材后厨都不敢进货。换句话说，顾客的增多反而让饭店有些“措手不及”。

　　我想，所谓的“烟火气”，并不是一个轻飘飘的概念，而是由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共同努力创造出的一种有生命力的状态。正如煲一锅汤需要慢慢地熬，“烟火气”也需要一点点地聚拢。待每个人都重拾所失去的活力，“烟火气”才算是真正回来了，这也是绝大多数人所期盼的。

　　小县城没有“疫情文学”只有韧性

　　仲燕（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我的家乡在大别山脚下，豫南一个“十八线”小县城，这里没有发达的农业、成熟的工业、高端的服务业。每年春节刚过，大批的青壮年就收拾行李再次外出，留下妇孺老人在家，用一年的时间等待着爸爸、丈夫和儿子在年末再次回来。

　　今年寒假刚回到家乡，我就感染了奥密克戎，过敏起了一身的荨麻疹。我选择去家附近的小医疗点打针解决，但是走到医疗点才发现这里排起了长队，都是因为发烧咳嗽来输液。小小的医疗点挤满人，一个医生和几名护士手忙脚乱做注射的准备，在嘈杂的环境里，为前来的病人一个个打上吊瓶。生病为什么不去中心医院？这种问题无异于“何不食肉糜”，小小的医疗点已经能够满足需求。

　　看过有报道讲“小县城的医院”，我认为目光还可以再往下一层，真正普遍的场景应当是“小县城的医疗点”。与我的预想相反，嘈杂的医疗点里，大家的表情并不沉重，甚至很“社牛”地交谈着病程、症状和体会。

　　再讲一类较为典型的人——学生，弟弟还在上中学，紧随着我病倒，他的同学们也病倒了不少，老师更是无法幸免，教学活动无法正常开展，也没有条件支持线上教学。很多老师在病程第三天，就自发拖着颤巍巍的身体来上课，体质好的学生也在退烧后立刻返回教室。这样的小县城每年都有学子圆了清北梦。

　　春节如约而至，无论如何，在此刻团聚过年都是最重要的事。亲戚好友聚在一起的时候，聊“阳了”的经历和感受，成了必不可少的话题。关于烟花爆竹的规定调整后，除夕夜也能听到连绵不绝的爆竹声，一切都好像回到了很久以前。

　　疫情深重地冲击、打击过这个小县城，对于这里的很多普通百姓，他们没有被报道过，他们也不会去写几篇“疫情文学”，去感慨“这3年的青春如何如何”，他们更不会运用各种新媒体的手段，用视频或公号推送去传达感想。文字记录的意义远不如当下的生计，他们努力地艰难地经营着生活，可能会感染、生一场病，然后继续着打工、上学、上班，期待着新年。无论政策如何，大多数人都没有条件去“看世界”，去赶现在的旅游潮，一顿团圆饭就很好，能放烟花也不错。我相信在这片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家乡的人民绝不是个例，我把这些称为属于中国人的韧性。

　　这是长久以来存在于中国人血液里的品质，这种韧性让我们经历了很多艰难挑战之后，坚强地生活着。这种融入基因的柔韧力量，是无法被打倒或削弱的，像野草一样生生不息。也要感谢我们传统的春节，让这一切更加具象，让我得以回到家乡去看去感受。

　　啥叫有韧性？可能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过年了，馒头要蒸起来了，日子也要好好过着，而且会更好，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新的希望，蒸蒸日上。

　　以温柔的姿态接入老人慢速播放的世界

　　刘欣然（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在2023年春节，我想先说2022年的一件事。

　　2022年暑假，我在小时候生活的村子里做大创的田野调查，是一个关于农村老年人手机使用和数字适应的课题。一周时间里，我和同专业的好友们由外婆领着，走亲访友做访谈。一段时间下来，我也总算能相对流畅地听懂无锡话。

　　那是我真正深入老年人所面对的“数字鸿沟”话题。早先搜集资料和文献时，我们以为已经用知识和理论把自己武装得足够彻底，但直到进入情境才发现，所谓“鸿沟”并不在于技术的操作难易，而在于对年老的认知深浅。

　　访谈里，老人们不断提及“自己老了”，这是一种主观认知的年老状态。老人的时间观是从生命消亡的终点向前逆推的，对年龄的感知，也来自抚养、观察后辈时感知到的人生阶段对比。因此，他们很容易产生落伍感，遇到技术问题时天然地倾向寻求年轻群体的帮助，也天然地被自己的身份赋予了耻感。

　　于是，外婆拉着我帮忙清理手机应用时，总是别扭地撇过脑袋，不知是因为不感兴趣还是不好意思；村里一位爷爷接受采访时，说着“我不学，学不会”，听完我们介绍的操作指示后，又兴奋地说学会了，要和女儿炫耀一下。

　　也许是因为2022年的这段经历，今年春节回家再次见到长辈们，总觉得熟悉又陌生。

　　春节期间，奶奶到城里和我们住了几天。初四上午父母要去看电影，留我和奶奶在家留守。去叫奶奶吃午饭的时候，她很惊讶地抬起头看我：“吃什么？”

　　“馄饨。”

　　“下好了？”

　　“对。”

　　“我的也下了？”

　　“是的。”

　　奶奶的眼睛突然亮起来，还带点骄傲的色彩，我忍不住想笑。然后她麻利地翻身起床，被子抛起又落下。因为化疗，奶奶的头发都剃了，她戴着绒线帽子，此刻好像个孩子。我凑上去，用笨拙的无锡话问，她刚才拿着手机在做什么。她朝我递过来，说是在看小说，第一百零三章，好像是某个网络小说。

　　我很想再评论几句“套套近乎”，但是家乡话词汇库已经告急，只好先撤退，临走前看见奶奶笑意盈盈地看着我。

　　在那一个瞬间，有种陌生的成就感涌现。幼时住在外婆家更多，和奶奶的交流很少，面对她时总带些胆怯和“社恐”，但此刻只觉得温暖亲切。或许，跨越鸿沟的沟通不是在拿起手机示范按键操作的时候，而是在用乡音说出“馄饨下好了”的时候，在我好奇地了解小说内容的时候，在我们彼此之间的障碍消弭、面对面交流的时候。

　　如果需要年轻人做得更多，那么年轻人是否提供了完善的可依赖感和亲近感，是否以一个温柔的姿态从迅速发展的时代，接入到老人慢速播放的世界中，是否平等地理解抖音视频、网络小说和红歌播放在老人娱乐生活里的重要位置，都是能否消除耻感的关键因素。

　　参与他们的生活日常，了解他们在浏览网络小说和抖音视频时在想什么，和教会他们技术操作一样重要。“数字包容”的说辞是冷的，所谓接入、使用、素养鸿沟的概念也是。而真正的包容重点不在数字。技术只是手段，关心才是目的。跨越“数字鸿沟”的最终意义，在于尽可能消除迅速发展的技术社会中老人的不适与耻感，而非强加技术于人。因此，连接“鸿沟”两端的最好桥梁仍然是真诚与平等，是生活琐事的融合和心理距离的拉近，它来自内心的接纳，以及年轻人和长辈之间用笨拙回应笨拙的努力。

　　我终于说服外公外婆接种了疫苗

　　储琦（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我在北京上学已有3年。2022年11月底，我早早返乡，和家人共同经历了防疫政策的优化，面对第一波冲击。“新十条”发布之后，除了准备必要的物资，我第一时间让妈妈催促外公外婆尽快完成新冠疫苗的全程接种，但效果不佳，外公外婆非常抗拒。

　　原来，在他们的认知里，疫苗的“问题性”已经超越了“科学性”。这当然是一种误读，但这样的观念并非是凭空产生的。他们及身边老年朋友对于疫情相关信息的获取渠道，相比年轻人较为有限，多为几条路径：微信群消息和自媒体、社区宣传、身边观察。网络信息泥沙俱下，老年人无法准确甄别信息的真伪。基层针对老年人的疫苗相关工作开展，多以送鸡蛋、日用品或发放补助等方式为主，用物质吸引老年人接种疫苗，很少将他们视为有独立思考和风险权衡能力的个体。而在疫情防控调整放开的前几天，我外公外婆正好有朋友在接种了加强针后“身体出了状况”，所以无论我妈如何劝说，他们就是不愿接种疫苗。

　　后来，我到外公外婆家进行了一场动员。那时我刚刚结束一段医疗跑口的媒体实习，接触了大量疫情相关的政策与数据，外公外婆知道这个情况对我比较信任。在向外公外婆展示了60周岁以上人群疫苗接种各进程的死亡率、重症率的对比数据之后，他们已经有所动摇。我又介绍了自己了解到的对于老年人来说更加安全的疫苗组合，让他们权衡的时候有了更多可供考量的、科学可靠的信息，终于愿意赶在第一波冲击到达之前完成了加强针接种。

　　我认为，和老年人摆事实、讲道理的效果，不一定逊色于物质诱惑或打感情牌。大一下半学期，我在学校修读了《社会工作概论》课程，了解了一些基本的老年社会工作知识。老师讲，听力下降会带来沟通和社交上的阻碍，长此以往可能对于老年人产生智力损害，增加老年痴呆发病率。回家后，我“诉诸权威”，用课上所学劝说听力下降的外公验配助听器，并尽力减轻他的“病耻感”。因为是一家人，他们愿意信任我，愿意改变，也让我觉得学到了真正有用的知识。老年人跟上时代发展需要学习，年轻一代可以主动担负起填补鸿沟的责任。除了子女，社区、街道工作人员等常与老年人打交道的基层工作者，也可以适当优化调整针对老年群体的宣传策略。

　　今年1月10日，昆明市发文动员感染新冠病毒转阴且春节回乡的居民，把家中治疗新冠的剩余药品带回农村，得到网友点赞。我认为，为家乡老人带去缺失的健康观念，亦有必要。我是学新闻传播的学生，常常为科学的声音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让更多人听到而感到沮丧无力。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传播实践都证明，很多时候正确的理念推广起来并不容易。如今，我渐渐体悟到，社会观念的进步虽然并非个体之力可以促成，但我们可以先从“附近”开始。如果无法影响远方的人，不如先把“附近”的家人、亲友、邻居当作受众，带着爱、耐心与理解，用适当的方式不遗余力地说着必须说的话。就像把剩余的药品带回家乡一样，虽然微小，但尽了一份力。大学生走出了家乡，以这种方式返乡，也是一种反哺。

　　让石川河更美好 我给政府平台提了建议

　　陈奕菲（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石川河流域栖息的水鸟。 陈奕菲/摄

　　这次回家又去了一次石川河。石川河是渭河的支流，因河床盛产细砂、鹅卵石而得名。前些年，石川河开始生态环境治理，沿河修建了几座湿地公园，放假从学校回来，我也会被家人拉着去公园遛弯，但当时还处在建设阶段，开放范围有限，交通也不是很方便。这次回来，我开车沿着河边公路跑了十余公里，还没走到尽头，公路旁边是新铺的塑胶步行道，有人闲庭信步，也有人蹬着山地车遛狗。

　　冬天，河道中芦苇和灌丛铺展开苍黄的色调，相对僻静的河段还能看到白鹭低飞，水鸭凫冰。

　　这与我小时记忆中污染严重的石川河颇为不同。回来后，我联系了曾经家住河边的小学班主任，听她讲对于石川河的记忆。20世纪80年代以前，石川河水还比较清澈，河边人家下河洗衣，小孩子戏水游泳。后来沿河兴办了各种工厂，污水偷排，周边村庄空气中常常弥漫着刺鼻的味道。

　　同时，私人采石场大规模采挖卵石、河沙，破坏了河道。建筑垃圾、生活垃圾也被倾倒到河床中。河床被毁，河水断流，垃圾堆放，石川河变成了“臭水沟”。

　　2013年的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及，石川河河堤改造和滨河路、生态廊道、湿地公园建设正式启动。此后，人工补水、治污减排、黑臭水体整治、土地回收协调、上下游左右岸联动治理等工作一项项落地实施。垃圾一点点清，道路一米米修。

　　10年之后，当我再一次回到家乡，终于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石川河。

　　班主任一家早已搬到城里小区，周末没事也去石川河岸骑骑车走走路，看摄影爱好者扛着“长枪短炮”，拍那些在河道湿地安家的水鸟。这里成了家乡人休闲的好去处。

　　我不知道修复后的石川河多大程度上还原了最初的样貌，但无论是觅食的水鸟还是遛弯的人们，都已经将崭新的石川河纳入了“家”的范畴。

　　石川河流程很长，城区段只占一小部分。与城区段相比，无论上游还是下游，都显得冷清一些。而在这些刚刚建成通车、还未有效管理的路段，仍存在着人与自然相处不甚和谐的痕迹。

　　正值新年，来河边空旷地方燃放烟花爆竹的不在少数。草丛中、公路上甚至河道里残存不少的炮屑垃圾，无人清理。半路上，我还看到一大片疑似烧焦的芦苇。西北地区天干物燥，河岸生态整治之后植被覆盖又较好，联想到年节的鞭炮与平日里露营野炊的烟火，不能不让人心生忧虑。

　　而沿途除了“水深危险”的警示牌，并没有告知人们处理垃圾、注意火灾隐患的标识。十余公里长的路段，如果仅靠政府维护、清洁、巡查，成本自然也很高。我想，人们在享受河流湿地的同时，也应该学会约束自身行为，学习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否则，很容易走上先破坏再治理的老路。

　　石川河这个名字构成了我对家乡记忆的重要部分。我的老师、我的同学，很多就是在河边成长起来的。而现在，治理后的石川河正敞开怀抱，吸引着每一个人徜徉其中。绿水青山，抽象一点叫“生态”，落在眼前是“家园”。如果说高科技治污减排能挽救“生态”，那么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是对“家园”最好的呵护。我也在政府平台提交了建议，尝试做一点我能做的事。

　　伦敦留学的年味儿：无处不在的仪式感

　　刘奕（北京大学学生，现留学英国）

中国城粤菜馆门口围观舞狮的人群。刘奕/摄

　　我成长于中原地区的湖北孝感，人生的前20年，年味儿对我而言都是一种理所应当的存在。从除夕开始，大家庭的所有成员按部就班，打扫卫生、贴对联、走亲访友、打麻将。过年就像一年一度的打卡任务，懒觉被鞭炮声打断，正月初一开上回老家的高速，乡里的冬天围着炭火取暖。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伦敦留学。春节到了，我突然很怀念家乡的年味儿，各种仪式不再是爹妈布置的任务，而是我的自主意愿。我第一次意识到，所有习以为常的年味儿，都是家人们耗费心血搭建起来的仪式感。当除夕的前一周看到同学Miko在群里问大家愿不愿意去她家过年时，我意识到：我的留学生同学们也都在尽力还原一个完整的中国年。

　　除夕那天我坐上了去Miko家的出租车，司机是印度人。我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他问候新年快乐。印度小哥一本正经地问我：是否可以去你们家吃年夜饭？新年一定有很多好吃的。即便知道他也许要工作到很晚，这只是一个玩笑，我和同学们仍然热情地邀请了他。

　　在Miko家，年味儿完整得出奇。一场全是20岁出头年轻人的团聚，以春晚重播作为背景音，小岳岳的相声在客厅回响。伦敦和北京的时差是8小时，下午4点，我们按中国春节的零点进行了倒计时。随后开始着手准备年夜饭——在伦敦，中国超市无处不在，我们在附近最大的中国超市见证了新春集市级别的人头攒动，饺子皮卖完了，源源不断的人就拿馄饨皮代替。每个人碰见到都会说一句：新年快乐！似乎在这个飞回中国需要20个小时的异国他乡，中国人之间的年味儿也更浓稠了。

　　不只是留学生，伦敦的华人乃至伦敦人也越来越熟悉中国年。Miko的男朋友是英国人，我们惊诧于他对中国年的了解。当春晚的第一个节目中全都是兔子的形象时，他很自信地说：兔年。小品对他而言理解起来稍有难度，但在我们的比划和解释中，他也能看懂一点。当外卖送到时，开门后棕色皮肤的外卖小哥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是中国人吗？得到肯定回答后，他像印度司机一样送上了一句新年快乐。一名留学生朋友给我发来了伦敦中国城的照片：围观舞狮的人群，还有一个金发小孩坐在父亲肩膀上玩小纸龙。在中国城的正中央，一个舞台正在搭建，为正月初一的华人春节表演做准备。

　　在伦敦，无数的人汇聚成了年味儿，仪式感无处不在。在这里，属于故乡中国的一切都变得如此值得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