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程璨

　　“两山”的建设者迎接朝阳，送别夕阳，夜以继日地奋战，体力消耗已近极限，但他们留给世界的永远是坚定前行的背影。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本版制图：程璨 整理：王嘉兴

　　一年多前，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正肆虐，全国数千万人化身“云监工”，见证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从荒芜草地到现代化传染病医院的全过程。

　　世界惊呼：中国速度太惊人了！国外一个脱口秀主持人吐槽：10天建一个医院，美国“装个有线电视都没这么快”。

　　关键时刻的杰出表现不是凭空产生的。中国在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很多中国人对于在通勤时路过工地、遇到建筑工人，或是过年回乡时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家乡，早已见惯不怪。在海外，“一带一路”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中国建设的速度和质量也已享誉世界。

　　“基建狂魔”名号的背后是，中国有掌握熟练的技术、超过5000万能长期吃苦耐劳的建筑业农民工；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钢产量；中国在几十年城市化进程中，建设流程日臻成熟……

　　只不过这一回，武汉是“基建狂魔”的主场。

　　总部在武汉的中建三局就是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参与者、见证者，这个组建于上世纪60年代中国三线建设时期的“国家队”，建设过中国第一高楼，参与建设了亚洲最大高铁站武汉火车站、北京奥运主场馆“鸟巢”、央视新址大楼、中国尊等众多地标性建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到了几代参与建设的人，他们当中有的刚毕业没几年，有的当年是年轻人，现在已接近退休，请他们谈谈“中国速度”和“中国高度”是怎样练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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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后担纲青年突击队队长

　　承担起整个火神山医院室外风机及水电安装任务时，中建三局90后工程师肖帅才工作两年多。他本已到广州过年，但听闻公司正在组织员工抢建火神山医院，他二话不说就报了名，然后独自开车逆行武汉。1400公里路，他开了14个小时，第二天上午抵达武汉后，顾不上连夜开车的辛苦和疲累，直奔火神山医院施工现场。

　　那几天，肖帅看到了很多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新闻。他说自己有过犹豫，也有过害怕，但作为湖北人，作为中建三局人，使命感让他觉得自己一定要回去，“武汉的情况已经很危急了，多一家医院就能多救一些人”。

　　也是因为同样的使命感，数以万计的施工人员从全国各地赶到武汉郊区的这片泥沼地。很多人在工地上吃的年夜饭，负责场平的工人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拯救一座城市的重任扛在肩上，他们已经顾不上过年休息了，甘愿忍受与家人在一年最重要的节日分离，冒着被感染的巨大风险，在这里“拼命”。

　　“不计报酬，不计成本，按时交工。”一年多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采访时，很多工作人员都这么说。几十年来，从参与三线建设到创造“中国速度”，尽管环境艰苦、技术需攻坚，很多人都是靠着一股信念闯出一片天。

　　而今，这一棒递到了肖帅这样的年轻90后手中。为准时建成火神山医院，中建三局组建了2000余人的青年突击队，肖帅是总队长，并负责设备和水电安装。正常情况下需要一周的铺线作业，肖帅抵达当晚就带领队员一个通宵完成了。生命面前，分秒必争。

　　负责板房吊装的王晓红则面临着场地受限、吊车无法直达施工现场的困境。搬运钢材的80后、90后员工二话不说上手便抬。300公斤一根的钢板，最轻的钢柱也有70公斤一根，总计129吨的钢材，就是这群年轻人顶着深冬的雨雪，一根根扛上坡道，抵达施工地的。

　　公司本给员工安排了距离火神山医院两公里的住处，很多人为了抢速度，24小时驻守在工地，困了就躺下休息一会儿。“管子上、塑料堆上……只要稍微软一点躺下就能睡着。”肖帅向记者回忆。

　　好在2月2日上午9时，总建筑面积3.39万平方米、可容纳1000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准时交付。肖帅算了算，从抵达武汉到交工，他总共睡了4个小时。

　　10天时间完成建筑面积3.39万平方米的火神山医院建设，这是一件基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面对“不科学”的工期要求，他们科学地、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还是在封城物资紧张、寒冬气温低等重重困难的情况下。他的同事，则12天三班倒无间断施工，把近8万平方米、3300套房间的雷神山医院从图纸变成了现实。

　　然而，肖帅只休息了半天不到，就又接到了进入病房负责线路和设备维护的任务。他召集自己所在小队的24名90后伙伴，让大家在纸上写是否愿意留下，结果24张收回的纸条上都写着“愿意留下”。在最危急的时候，他们眼中没有自己。

　　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的建成，成为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转折点。疫情逐渐由“人等床”转变为“床等人”，直到两个月后，两所医院迎来患者清零、休舱。

　　中国速度步步刷新

　　建设“两山”医院的这拼劲儿，一直流淌在中建三局人的血液里。肖帅初入公司，就在座谈会上见到了曾参与创造“深圳速度”的前辈。肖帅仍记得当时的震撼，“能用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领先的技术，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光听着就很激动”。

　　4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没什么高楼，30层、百米高的楼都屈指可数。

　　一个绕不过去的里程碑是1984年建设中的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已经从小渔村变成大工地，到处尘土飞扬。

　　开始攻坚后，技术人员加紧试验和研究数据，现场总指挥李传芳则下令工地实行军事化管理，“12个小时两班倒，人停机不停”的工作方式。

　　最初，使用滑模技术建一个结构层需要7天，之后，速度逐渐提升到6天一层、5天一层、4天一层，直到19层后，达到3天一层，质量完全合格。这样的速度，在1983年世界建筑史上，都堪称奇迹。

　　两年后，中建三局又在深圳建成了中国第一座钢结构大厦。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们在建设深圳地王大厦时，创下了两天半一层楼的新纪录，刷新了此前3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时任建设部副部长李振东评价说，我国的钢结构施工比西方晚了半个世纪，但是起点高，发展快，中建三局功不可没。日本建筑师也赞叹说，这个速度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40多年过去，“深圳速度”进一步发展为“中国速度”。

　　参与深圳国贸大厦建设的人，基本都参加过中国的三线建设。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宏大的工业体系建设，建设地点是当时一穷二白、毫无工业基础的西南地区。

　　为了确保项目的绝对安全，党中央决定对外隐去攀枝花的全部地理位置和名称信息，直到1987年才完全解密，由国务院批准恢复攀枝花的名字。仅中建三局，参与三线建设的施工人数就超过5万人。

　　在代号“渡口”的攀枝花，他们背着工具走进了大山。路要自己造，矿得自己挖，生产和生活用水都要自己从金沙江里挑，没有蔬菜，大家就在业余时间垦荒种。

　　承建501电厂时，他们仅用100天就完成任务，比原定工期提前3个月；承建502电厂时，首次采用活动自升式吊龙施工法；在503电厂压力输水洞施工中，他们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钢模成型、风动混凝土输送一次浇筑成型新工艺，输送距离达418米，比当时的全国纪录220米提高近一倍。后来闻名世界的“深圳速度”采用的滑模技术，也是在这些基础上形成的。

　　完成了任务项目，中建三局的有关负责人又主动请缨前往贵州，承建011系统工程。当时，冶金部本建议三局留在“渡口”，因为这里将来肯定会发展为一个城市，有许多市政工程要建设，但时任中建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刘贤说：“我们是建筑的‘野战军’，应当做难活、做大工程，为国家的三线建设作更大的贡献。”

　　在50多年前，没有技术，没有设备，国家和人民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这种精神一直传承至今。建设神木电厂时，青年突击队员顶着7级大风，把自己绑在23米高的烟囱平台上作业。为了节省时间，很多人吃喝拉撒都在百米高的滑模平台上完成。建设当时的武汉第一高楼晴川饭店时，由于国内装备制造业水平不高，买不到用于高层施工的塔吊和施工电梯，他们找来图纸，自己造了一台。

　　进入21世纪，中建三局和诸多国际公司竞争，成功拿下并出色完成了世界最高平顶大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中国公共建筑第一楼央视新址大楼、香港最高楼香港环球贸易广场等项目，让“中国速度”闻名中外。

　　肖帅还记得在入职前，只感觉很多地方都有中建三局的工地，知道它承建了一些地标性建筑，“觉得这个企业很厉害”。在这里泡了3年，被盖过地标性建筑的师傅手把手带了3年，他成了创造“中国速度”的一员，能带徒弟的师傅。他有信心，未来的“中国速度”和纪录，会在他这一代年轻人手中创造。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嘉兴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