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鲁甸县卯家湾易地扶贫安置点。（3月15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新华社昆明/贵阳9月18日电 题：扶贫搬迁：中国的现代愚公移山

　　 新华社记者王长山、王新明、李凡、林碧锋、彭韵佳、华洪立、韩松

　　 33岁的云南昭通农民季义云曾经住在不通公路的大山里，她9岁的小孩上学要徒步3小时，清晨5点出门，遇到雨雪很是困难。

　　 不久前，政府让她和其他贫困户搬到了山外安置点。“新学校就在楼下，几分钟就到。”她说。

　　 她入住的靖安新区是中国最大跨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之一，集中了从昭通6个县（区）贫瘠山区搬出的4万农民。

　　 云南省昭通靖安新区。（8月8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小区陈列馆展示了搬迁前的照片：灰色云雾笼罩的高山上，孤零零散落着茅草房或土石屋，崎岖小块土地上稀落种着玉米土豆，自来水和公路通达不了。

　　 小区则是另一番面貌：十几层的高楼林立，分布着色彩鲜艳的学校、文化活动中心、商店和工厂。

　　 像这样的万人以上搬迁安置点，昭通有9个。“昭通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市，97%的地域是山区，许多地方不具备生存发展条件，只能把人搬出来。”昭通市委书记杨亚林说。

　　 搬迁了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

　　 杨亚林称这为“现代愚公移山”。与愚公挖掉大山不一样，如今是政府在靠近城镇的宜居地建设新居住区。几年来，昭通搬迁了36万人。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让7亿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剩下的500多万要在今年全部脱贫。中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10亿以上人口整体迈入全面小康的国家。

　　 全国各地采取的脱贫措施多种多样，易地搬迁是一个重要手段。这形成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大规模移民。

　　 据国家发改委透露，截至目前，“十三五”规划的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已基本完成，有930万贫困人口乔迁新居，走出“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自然条件恶劣地方。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

　　 全国22个省（区、市）已建成集中安置区3.9万个，建成安置住房260多万套。

　　 5年来，与云南同处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实施易地扶贫搬迁188万人，成为全国搬迁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省份。

　　 图为8月3日拍摄的贵州省毕节市柏杨树搬迁小区一景。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贵州毕节的贫困农民杨青中2018年搬到安置点。他原住的山中土石屋仅有40多平方米，他和妻子、小儿子挤睡一张床，女儿们挤睡另一张床。

　　 现在他家6口人住进了钢筋混凝土大楼，有四室两卫一厅，政府还为他们配备了电视机、电冰箱和厨具。

　　 云南盐津县的搬迁农民邵光前说，现在可以天天洗澡了，以前一周才用木盆接水洗一次。

　　 建房和搬迁的费用由政府支付，农民不用掏钱。他们要做的只是同意搬出来。

　　 “但最初有些人不愿搬。”贵州省赫章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于刚说，他曾任负责搬迁的县移民局长，“贫困户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不清楚外面的情况，怕没有吃穿、怕没有工作、怕受人欺负。”

　　 赫章县整体搬迁了115个自然村寨。其中的拨拉组有32户、139人，住在海拔两千米的山上，进村只能走7公里的一条荆棘密布的羊肠小道。农民靠种玉米土豆养不活自己，政府每年要发救济粮。

　　8月5日，记者和工作人员沿着荆棘密布的羊肠小道前往贵州省赫章县拨拉组搬迁前的旧址。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扶贫干部李天艳说：“全村就马贵学家工作最难做。他和妻子生病，儿子有精神疾病，只有儿媳是劳动力。家里还有3个孙女。马贵学不愿搬，怕出来后没地种。”

　　 于刚说，干部们想了各种办法——找村民信任的熟人去劝说，为他们算“子孙账”“人生账”“经济账”，又让他们试住新房，干部还做担保，才打消了顾虑。

　　 李天艳说，为帮村民搬迁，80名干部进山忙了15天。“老的老，小的小，人背马驮。床、柜、棺材，一并运出来。正值冬天，雪积凝冻。我们用挖掘机挖了一条路。有的村民行动不便，是坐在挖掘机的斗子里出来的。”

　　 靖安安置区临时党工委书记周祥说，搬迁那个月，他几乎没怎么睡觉，困了只在车上眯一会。

　　 鲁甸县卯家湾安置点的干部马江涛说，刚搬来时，小区派出所接警最多的，是找人。“山民第一次见到楼房，觉得长得差不多，许多老人走失。”

　　 于是，干部们在每栋楼的墙上画上猫儿花儿等图形，以方便辨识。

　　 杨亚林最操心的是就业。“能务工的尽量务工，我们组织搬迁户去浙江、江苏、广东等地打工，解决他们搬迁后的生计问题。”

　　 由山民变成新型的城里人

　　 贵州毕节的搬迁小区柏杨林街道的新楼里贴满务工需求。街道办事处主任唐玉江说，小区的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不停联系推介省外工作岗位。

　　 8月3日，一位搬迁户在贵州省毕节市柏杨树搬迁小区扶贫车间内编藤艺。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年纪大些、行动不便或有其他困难的人，则在小区新建的扶贫车间上班。56岁的杨青中以前打工受伤落下残疾。街道安排他在扶贫车间学编藤椅，现在他一天能挣45块钱。

　　 马贵学的儿媳卢国敏来后，先后在食用菌基地和家政服务中心工作，月收入1300元，养鹅还月入600元，又在政府建的大棚种菜，供一家人食用。

　　 唐玉江说，今后的目标是要让搬迁户过渡到城市居民。

　　 8月8日，当地百姓走在云南省昭通靖安新区的街道上。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但与真正的城里人相比，搬迁户收入还是偏低。杨青中说，猪肉涨价，他今年没舍得怎么买肉吃。

　　 杨亚林认为，需要发展更多的产业来改变现状。昭通正规划建立近万个蔬菜和食用菌大棚，提供一批就业岗位。苹果、竹子、马铃薯、特色养殖、天麻、花椒“6个百亿元”产业也发展起来，招工时优先考虑搬迁户、贫困户。

　　 相对于物质条件，更难改变的，是山民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

　　 在安置点出现了一个新职位：楼栋长，由搬迁户中能力强、有责任心的人担任。这相当于原先的村民小组长。

　　 46岁的云南镇雄县搬迁户冯登友曾在浙江打工，见过世面，他担任了两栋楼的楼栋长，为几十户人服务。

　　8月12日，云南省镇雄县鲁家院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孩子们在院里玩耍。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工作比村民小组要多得多。”他说，“要教大家不要高空抛物，要教老人学会用水电，要去看望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以前在山里，住得分散，夫妻发生口角，没有人管，但现在要去调解。打架吵架影响别人。”

　　 杨亚林说：“扶贫搬迁的根本目的，不仅要改善生计，更要改变人自身。”

　　 卯家湾安置点建起了一家书店，管理人员也是搬迁户。书架上有几百种书，从鲁迅的杂文集到刘慈欣的《三体》都有，独具特色的是实用农技工技书。

　　 彝族妇女王琳搬来后，在假发厂找到工作，空闲时则去社区广场跳舞。“山里不可能跳广场舞。我很乐意在表演中加入彝族元素和乌蒙山歌。”

　　 季义云在创业服务中心上班，负责组织搬迁户唱歌、跳舞和奏乐。她是主动申请做这项工作的。

　　 “搬迁后的生活丰富了起来。能展现自己，否则都无人知道我还会唱歌。这让我增添自信，也学到很多东西。为大家做事，帮助人，很快乐。”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