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9月2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失去人身自由的9778天里，3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被无罪释放的第28天后，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张玉环的委托代理人程广鑫处获悉，张玉环已于今天上午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西高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张玉环申请国家赔偿金额共计人民币22343129元，并要求江西省高院向其公开赔礼道歉。

　　张玉环的这起错案是怎样形成的？为何平反历经9778天？如何从根本上杜绝或减少张玉环式冤错案的发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专家张建伟对此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如果只把错案当做个别的偶发案件，而不从制度层面作出检讨和革新，冤错案还会呈一定规律地发生。应强化司法权对侦查权的制约，切实依法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权利，加强对规范办案的监督引导，加强司法实践中的科技应用，应将无罪案件消化在审前。

　　回溯张玉环错案如何形成

　　张建伟最近一直关注着张玉环案的进展。他指出，从程序法角度看，张玉环案是一件错案；从实体法角度看，江西省高院对张玉环案再审宣判无罪理由的是“证据不足、指控不能成立”。张玉环是否无辜，属于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的悬疑状态。这两种状态在法律意义上都可裁定为无罪。

　　张玉环错案是怎样形成的？张建伟总结认为有5方面原因：第一，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增设了疑罪从无原则，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充分的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而张玉环案1995年一审时，尚无此规定依据。

　　第二，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而张玉环案1995年一审时适用的是1979年刑诉法，可供选择的判决只有确定有罪的和确定无辜两种，尚无无罪判决的相关依据。

　　第三，20世纪90年代我国还未普遍应用DNA鉴定技术，司法机关未能在张玉环案的侦查、起诉和审理阶段，通过该技术确定张玉环是否与该案有关。

　　第四，司法机关侦办张玉环案时的司法理念不够先进，疑罪从有的思想影响了办案思路。

　　第五，1995年1月26日，南昌中院对张玉环案一审判决时，无律师为张玉环辩护。根据该案曾适用的1979年刑诉法，并未要求死刑案件被告人一定要有辩护人。该案在诉讼阶段存在刑事辩护不足和辩护无效问题。

　　1993年，进贤县公安局在侦查两名男童死亡案时，张玉环被进贤县公安部门锁定为犯罪嫌疑人，理由是：警方发现其手背上有抓痕，且对于警方的走访，很不自然，不断地搓手，讲话支支吾吾，后背有麻袋的纤维。警方以此为破案线索，突破了张玉环的口供。

　　“公安部门操之过急”，张建伟说，张玉环指称存在警方存在刑讯逼供，说明其口供的真实性是存疑的；麻袋证据也不具有排他性。这些无法被“锁死”的证据链，为26年多后案件反转埋下了伏笔。

　　张建伟介绍，在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两个环节发挥着主导作用。1979年版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的条件是“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该条件比1996年版的刑诉法规定的批准逮捕条件要高；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条件和定罪条件一样，都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

　　他结合张玉环案指出，一方面，该案尚有一定的证据疑问，检察机关却在未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时提起公诉，存在证据审查把关不严的问题。另一方面，南昌中院第一次开庭审理该案时，张玉环称是公安局逼打招认的。当地检察机关对此有查证义务，对符合立案条件的，还应进行侦查，但都未进行查证或未给出查证结果。

　　一种“留有余地”的判决

　　张建伟介绍称，1983年，我国进行第一次“严打”，确定的刑事司法办案定罪标准是“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1995年1月南昌中院对张玉环案一审，确实是以该标准，判处张玉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不过，张建伟认为，两名男童死亡，如确定属张玉环作案，法院势必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适用此标准，反而表明该案的事实和证据存疑，加上张玉环喊冤，法院才没有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达不到确定有罪的法定标准，就疑罪从轻，这是一种‘留有余地’的判决。”

　　1979年版的刑诉法规定，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张玉环案适用退回补充侦查的情况。1995年3月30日，江西高院曾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张玉环案原判、发回重审。但时隔6年7 公约，南昌中院2001年11月7日的重审判决再次作出和原一审判决相同结果的判决，超过1996年版刑诉法规定。张建伟对此分析称：“拖了很久才下达二审判决，折射出案件背后可能有调查核实的动作。”

　　有网友疑问“张玉环被判死缓，可能是吃了当时全国‘严打’的苦头”。张建伟对此表示，公、检、法机关办案，是服务于当时的严打需要。有的案件办案进度较快，但在事实认定方面并不十分严谨，未能严格审查存疑的证据。“严打”中更容易出现办案质量不高的问题，产生过冤错案件。“‘严打’构成了张玉环案的办案背景，人们对于两者可能存在的关系产生联想，也不为过。”

　　冤错案总有相似之处

　　对比我国近年来披露的冤错案件，张建伟认为有一定规律可循。他指出，2000年的云南杜培武案、2005年的湖北佘祥林案、2010年的河南赵作海案、2013年的浙江“二张”案，都属确定无辜的无罪情况。而张玉环案与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都属证据不足、无罪判决的疑案。他总结称，上述这些冤错案总是循着这样的公式展开：合理的怀疑＋刑讯逼供＝错案＋发现真凶/“亡者”归来＝发现错案。

　　张建伟分析，除非故意造成，冤错案件发生时，起初都有某些不利于被冤枉者的情况。人们对被冤枉者的犯罪怀疑有一定合理性。原本，证明其有罪，还需进一步收集证据。但一些办案人员将刑讯作为突破办案瓶颈、迅速推进诉讼进程的不二法宝，由此产生许多冤错案。

　　如何从根本上杜绝或者减少张玉环式冤错案的发生？张建伟指出，冤错案暴露了司法制度的一些缺陷，例如刑事案件被告人的辩护权利不充分，为查实案情和推进诉讼进程存在暴力、胁迫、利诱、欺骗等非法取证行为等。

　　张建伟说，冤错案一再提醒我们，要回溯检讨冤错案的成因，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修补司法制度的缺陷。如果只把错案当做个别的偶发案件，而不从制度层面作出检讨和革新，冤错案还会呈一定规律地发生。

　　加强对规范办案的监督引导

　　针对张玉环提出追责当年对其实施刑讯逼供的办案人员的申请事项，张建伟指出，该案发生时，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讯逼供普遍存在。张玉环曾在法庭上指控被警方刑讯逼供，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不过，查证难度确实较大”，他认为，一方面，即使查出张玉环确曾被刑讯逼供，也无法怎么警方当年获得的张玉环口供全都是假的。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当年未对张玉环的刑讯逼供指控进行复查，应该是考虑到本案牵涉两名被害男童，被告人可能以刑讯逼供为由翻供，这是一种司法惯性使然。

　　张建伟同时指出，张玉环案当年的办案人员应承担造成错案的相应司法责任，目前有较为健全的司法责任制度可作为参照。他们需承担的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党纪处分、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负有的赔偿责任。构成刑讯逼供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张玉环案是否超过刑事犯罪追诉时效、江西高院是否能查明刑讯逼供事实，值得研究。”

　　张建伟指出，防治错案的第一要务，是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取证行为。应强化司法权对侦查权的制约，切实依法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权利，加强对规范办案的监督引导，加强司法实践中的科技应用，应将无罪案件消化在审前。

　　 “26年过去了，即便当时刑讯逼供的事实成立，这种犯罪还会被追究吗？”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罗翔不久前撰文分析称，根据以往的司法实践，答案恐怕是“不会”。在一些类似案件中，即便认定刑讯逼供的存在，司法机关都会因为刑讯逼供已经过追诉时效而不再追诉。

　　罗翔表示，禁止刑讯逼供，主要因为在程序上不正义，可能导致冤假错案。“如果无视程序规则追求实体正义，那么也许在某个个案中会实现正义，然而类似张玉环案的悲剧就会不断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