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宇

　　“城市‘启封’迈出第一步，贡献有您也有我。”几天前，因疫情被困武汉两个月的毛宗福第一次在小区里溜达了一圈，感概颇多。

　　武汉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毛宗福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全国人大代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他一直密切关注疫情形势，不断为疫情防控建言献策。他参与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前方工作组防控组指导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基层防控指导意见（第一版）》的研究编纂工作，为全国近400万名基层医务人员及时提供疫情防控指南。

　　抗疫初期，武汉病患呈现高危重率、高病死率现象，“医疗挤兑”问题突出，毛宗福带领团队及时与医疗、防疫一线工作者进行访谈，提出《关于降低武汉市新冠肺炎病死率的建议》，强化重症患者救治团队提高“精准救治”效果、加强“源头”防治分流，避免重症患者“堰塞湖”、建立武汉市医疗生活物资统一调配体系等建议，得到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武汉“封城”后，医疗救治如何高效有序进行？毛宗福团队同步开展“大城市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疗救治的薄弱环节及对策”应急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武汉疫情进入“人民战争”阶段，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全民动员，强化分级管理，实现社区筛查、密接者管理、医疗救治有效衔接；提升疫情防控组织力，保障患者救治、医疗物资、市民生活有序等建议。

　　随着武汉疫情平缓趋好，一批无疫情社区、无疫情小区、无疫情村陆续公布。鉴于疫情防控形势的复杂性，毛宗福提出强化社区疫情防控工作、遏制“无疫情社区”疫情反弹的建议，呼吁及时调整社区服务岗位和工作模式，为城市“启封”作好充分准备。

　　毛宗福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沉痛教训令我们意识到，疫情防控的薄弱点依然在社区，“要建立长效机制，在城市、社区防范重大疾病疫情”。

　　“疫情倒逼改革，疫情防控重点要立足社区。”毛宗福说，社区居民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要打通“最后一公里”，化“危”为“机”，“后疫情时代”呼唤健康社区治理机制体制建设应为重中之重。在他看来，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暴露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在全国城市中具有普遍性”。

　　针对政府投入不足、基础条件薄弱的情况，毛宗福查阅武汉市近年年鉴资料发现，全市20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固定资产总值不足20亿元，资产负债率约30%，5万元及以上设备共计1935台（件），平均每家不足10台（件），人员配备数量不足、质量偏低，“有10%-20%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达到标准化建设要求”。

　　针对分级诊疗缺乏政策支撑、基层卫生机构医疗业务萎缩的问题，毛宗福掌握的数据显示，近年武汉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服务数量和人均医疗工作负荷缓慢下降，居民家庭医生签约率为10.7%，一些区域重点人群签约服务率仅30%左右。医疗、医保和医药政策未能有效联动，分级诊疗格局尚未形成。

　　毛宗福分析说，大型医院人满为患、不断扩张发展，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病源不足、病床闲置形成鲜明对比；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虽然有处理各类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但由于管理体制机制等原因，应急演练缺乏与街道、社区和小区居民的有效联动。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国家卫生服务体系中，最先与人群接触，在疫情防控、疾病预防、医疗救治转诊服务方面，具有广泛性、综合性和基础性”，毛宗福呼吁，预防工作是全社会、全民族的系统工程，应该加大财政投入，夯实基层卫生服务公共平台，创新社区卫生服务体制，促进“预防、临床、社区”三者有机融合，“关口前移、源头把控”，让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疫情防控和居民疾病健康管理中的“守门人”和“网底”职能名副其实。

　　在对武汉疫情防控的不断调查研究中，毛宗福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令他印象颇深的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基层筛查转诊，方舱、定点医院救治的经验表明，分级诊疗不仅可行，效果也非常好。“为此，有必要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契机，推动改革，强化基层首诊和转诊制度，促进分级诊疗制度加快建设”。

　　在毛宗福看来，在武汉疫情防控中，以社区为基础的疫情防控、生活保障和社会秩序稳定为导向的社区治理模式，是打赢新冠肺炎疫情武汉保卫战的重要基石。毛宗福准备为全国两会提交一份议案，呼吁发挥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制度优势，以街道、社区“基层党建+”为抓手，统领社区“疾病防控、医疗救治和网格化服务”，完善社区联防联控机制，“探索出中国特色健康社区治理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