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群,是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她作为江苏第一批援湖北医疗队医疗组组长,和140多位队员一起,在大年初一当晚奔赴武汉,支援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
“医生不能只当勇士,还要当谋士。只有做好自我保护措施,才能更好地为病人治疗”,正式交接工作之后,孙立群手绘几十张草图,因地制宜,在原有建筑基础上,隔离出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最大程度降低感染风险,快速疏解了医护人员的紧张情绪。
分区不清会造成医护人员感染
第一批江苏援湖北医疗队的驻地,离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大概一公里。孙立群三十平的房间里,到处摊放着手写的工作安排、院感控制的手绘图。
国家要求组建援助武汉医疗队前,孙立群就已经给单位同事发了消息。
孙立群: 觉得这责无旁贷,因为我干了这种工作。
组队的消息,在农历除夕夜正式传来:大年初一下午出发。 来自南京、无锡、徐州、南通的148名队员在第二天凌晨到达武汉,孙立群是医疗组组长。 20多位医疗队队员支援武汉江夏区中医医院,孙立群等118人留在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
孙立群: 他们医院(江夏)最开始是一个,后来两个(病区)还有一个发热病房,得知我们要跟他们协作,它紧急就变成5个病区了。一层楼60张床,这就是一个病区。
一天的培训之后,医疗队与医院交接病区工作。
孙立群: 29号是正式工作,医护人员跟我说分区不清,我说这个不行。
记者: 分区不清的后果是什么?
孙立群: 医护人员传染。
防控一天没做起来,医护人员不安全!
病区是临时增扩的,达不到传染病隔离区划分要求。病房到医生办公区,用两个蓝色的半高布屏风做隔断,空气可以直接流通,有时候有推车过来,还要把屏风往里推一推。
一头短发,别在耳后,眼睛弯弯,口罩也挡不住温柔,进入工作状态,她又无比利落。孙立群以前是外科医生,之后又在ICU工作,很清楚院感控制的重要性。
孙立群: 防控一天没做起来,我的人不安全啊! 我就是那种紧迫感啊,恨不得立竿见影,立刻就把这个都做好了。
孙立群拉着院感专家、环境消杀专家,一遍遍看现场、讨论。没有电脑绘图的条件,她自己拿张纸就开始手绘。
病区到医生办公室路线怎么安排?不同的区域怎样能有效隔离?她每时每刻都在琢磨思考。
孙立群: 大家刚来的时候就很紧张、焦虑、害怕,疫情对谁都是新的。大家都有压力,我怎么去协调?怎么能让大家在战略上蔑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我觉得我能做的不是靠说,是靠做,身体力行地去做。
三天后,原有的屏风被换成了四块隔挡。
孙立群: 这里面是污染区,是病房所在的地方,经过第一间的缓冲区,是我们脱防护服的地方……在医生办公室我们穿着隔离衣……从半污染区到清洁区之间又有一个缓冲……
她也是患者的定心丸
以往一通到底的空间,被分为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各区域间的门左右错开,有效阻隔空气流通。医疗队更衣区也做了三区(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两通道(出入两通道)设计。医院的电梯厅通过改造,增加紫外线消毒传递窗口。医护人员焦虑的情绪出现了拐点。
孙立群: 我天天就在临床忙碌,他们就觉得我在前面冲锋陷阵,就有定心丸了。
她是队员们的定心丸,也是ICU病房中二十多位患者的定心丸。
孙立群: 有五六个患者是轻症,说明我们治疗已经稳定住了——给他鼓鼓劲!我们也是病人眼里的专家,我跟一个病人讲的时候,隔壁床就一直在喊我,就巴不得我马上过来,赶紧跟他说两句话,病人也就有信心了,就踏实了。
一张同事拍摄的照片中,孙立群正带着其他医生在ICU给病人做超声波检查。她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弯着腰,胯骨抵住病床的扶手,手拿着超声波探头探到最远,头又要扭向另一边盯着仪器屏幕。
孙立群: 其实我(南京)单位也是20多个病人,但用不着穿这么多,而且随时都可以进病房,现在就不行。每一个病人的呼吸机都要给他调,我一般查房,尤其是这种带呼吸机的病人,一站都是半个小时。等这一通干完了以后全都顺了,就可以放心看下一个病人了。
穿上白大褂和防护服,她有勇有谋。离开病人和病房,她却连自己眼镜的度数都记不清。消毒太频繁,眼镜片花了,干不了活,孙立群给自己的爱人打了来武汉后的第一个电话。
孙立群: 上次眼镜坏了,我整天消毒,眼镜糊掉了,啥也看不清了,我就紧急打电话让他把我配眼镜的度数告诉我。昨天晚上都快11点了,我老公说:“你现在宾馆有时间吗?如果可以的话,我给你通话。”我心想有什么急事吗?因为我们从来没通过话。他说也没什么事,我说我这干活。他说,好吧,我就挂了。
将责任与英勇一遍遍刻进自己的心里
出发前一天,孙立群转发了一篇医院的文章到朋友圈,标题是《我愿告别家人,迎着逆风去守护你》,没有人天生强大,医务工作者也只不过是将责任与英勇一遍遍刻进自己的心里。
孙立群: 我们这些人出来,其实就是奔着困难去的,这事有心理准备的,确实是责无旁贷。
总台央广记者:周益帆、姚东明、左艾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