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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长征,一个医生的人生选择

发稿时间:2019-06-20 09:49:00 来源: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中青在线长汀6月19日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朱彩云)90多年前,24岁就当医生的傅连暲常常感到苦恼,“我们的国家为什么变成了这样?”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当时在汀州福音医院任医师的傅连暲,带头签名通电全国。迫于反帝声势,来自英国的福音医院院长离开了汀洲,31岁的傅连暲被推为院长。

  这个为教会工作的人自小听惯了博爱与友善,直到和红军接触,才发现“他们不只爱朋友和家庭,而且爱祖国和人民大众”。

  后来他放弃“饱食无虑”的生活,随军远行,成了最早为红军服务的医生,被称为“红色华佗”。他也喜欢上了在苏区的生活,“这个生活有民族的目的,而不是只为了谋生”。

图为傅剑平介绍叔公傅连暲,手指处的黑衣服者为傅连暲 朱彩云/摄

  从战争走向和平,傅连暲最热爱的事还是当医生。1927年,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傅连暲的福音医院收治了一群特殊病人,他们是经过汀州的头一批革命军,这300多名伤员里就有徐特立和陈赓。

  当时的徐特立50多岁,刚刚加入共产党,任起义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10年后傅连暲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回忆与徐特立交谈后的心情,“很诧异,那年我33岁,可是自己有时竟想到:青年时代已经过去了”。徐特立的一句“50岁,正是做事业的时候”让他深受触动与启发。

  实际上,太多的共产党人闯入了傅连暲的从医生活。

  最早认识的闽西地下党负责人邓子恢告诉他:“不管你是医生还是什么人,不管你信仰基督教还是信佛,你首先必须明确:是一个中国人,对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不能不管。”周恩来也给他讲医疗与政治、经济,政治同科学的关系。

  从1927年开始,傅连暲接触的共产党员不下10位,其中就包括罗化成、恽代英、陈赓、徐特立、谭震林、邓颖超、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

  “我把这些为革命流血的伤员医好了,也把自己的苦恼医好了”。这个曾经一心想要医学救国的内科医生,开始觉得“眼前清楚多了”,也开始思索治病与救国的关系,到了1934年,甚至选择了随党和红军一起长征。

  直到傅连暲去世多年,侄孙傅剑平才知道这位在北京当官的叔公有多么“历尽艰险”,母亲嘴里“瘦得像竹竿”的叔公居然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我母亲见过叔公,一副传统文人的样子”。傅连暲的医科学生钟有煌曾这样描述老师:“文质彬彬,说话轻声轻语,做事轻手轻脚。”

图为傅剑平举着叔公傅连暲的相片。 朱彩云/摄

  长征出发那天,长子和女婿为傅连暲送行。长子傅维光喊着“送爸爸上前线打仗”,傅连暲回答:“爸爸只会打针还不会打仗呢。”

  一些史料记载了傅医生初入红军队伍的境况。一次长征途中,部队行军在蜿蜒山沟里,一架敌机突然就从两山中窜出来,一顿机关枪扫射。偷袭之快,连部队防空号都没来得及吹响。傅连暲就直愣愣地站在原地,不知如何隐藏,还是赶来的周恩来拉他躲进了小树林。“还习惯这种生活吗?”周恩来问道,傅连暲没有回答,只笑了笑。周恩来挥挥手,“会习惯的,谁也不是生来就会打仗”。

  最终,周恩来说的“秀才当了兵,学会打冲锋”没在傅连暲身上实现,但这位体质瘦弱的医生还是学会了骑马,虽然钟有煌回忆文章里说“傅医生即使学会骑,也是骑马水平最低的”。过雪山时为了抵御寒冷,这位患有胃病的南方人也和其他指战员一样,学会了吃辣椒。

  长征路上,条件有限,傅连暲常常就地取材,治疗痢疾、疥疮、疟疾和腿部溃疡四大疾病,比如用子弹里的硝药止痛救急。

  要随时诊治伤员,还要培训最早的红军医务人员,钟有煌后来撰文写到,很难想像,傅医生是如何走过来长征的。傅剑平后来收集到的叔公的文稿里记录,傅连暲在长征中“两次几乎丧命”。

  图为傅剑平展示傅维暲1938年在延安时的相片,后一张为傅连暲的侄女傅维钰,曾参加过南昌起义。 朱彩云/摄

  其实傅连暲原有很多机会离开这次“死亡行军”。

  “他当时每月有400银元的收入,包括给人看病的费用以及在教会医院领的薪水,可以说全家的生活不成问题。”傅剑平说,长征开始前,有人主张送傅连暲回汀州,但张闻天来征求意见时,傅连暲还是说要跟着党一起走。

  这一走就让傅连暲在革命军队里扎下了根,他甚至把整个医院和自己的家产全部捐献给党和红军。1952年,58岁的傅连暲写下《我热爱自己的医生职业》,近30年的从医生涯中,他“在任何困难情况下从未想过改行”。

  在与外国记者交流时,傅连暲曾提到过草地时困苦的“40天40夜”,坦言当时医药人员和给养时常受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但经过的那么多危险都赶不上“过去国民党军队把我包围,把我的亲戚和学生杀死,控我是一个共产党的同情者那样危险”。

  史料记载,1929年至1930年间,汀州作为游击战争的区域,在红军手中屡得屡失,傅连暲一直对双方伤病员“无所偏袒”。在这期间,他的堂弟、侄子、学生均被国民党人捕获并杀害。傅连暲曾自述,“与我有密切关系的三人均被杀了,但令我告慰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坚定不屈英勇牺牲的”。

  如今回想叔公,傅剑平对他最早的记忆还是1959年叔公寄来自己写的书,“让我们这一代思考该如何安排自己的一生,不虚度年华”。那段时期,傅连暲也撰文鼓励有志青年学医,说自己“当年的动机是为了个人利益,是革命改变了对医业的看法”,认为青年不应该从那种“轻松愉快”的想法出发来选择职业。

图为傅剑平在介绍叔公傅连暲生平 朱彩云/摄

  据傅剑平介绍,傅连暲的大女儿傅维莲和女婿陈炳辉均为红军医务人员,次子傅维康早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后为中医学院教授,医史博物馆馆长。

  当年面临人生选择的傅剑平今年也已经70多岁了,爱国和敬业成为他现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不管是医生、工人还是什么职业,做好该做的事,记住自己的国家”,就像他的叔公在31岁时听到的那段话一样。

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