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定“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
李晶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将“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与“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一并规定为诈骗罪(未遂)的法定情形。与后两种情节不同，“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是一种相对抽象的、主观的判断，且存在不同的理解，因而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争议焦点。
笔者认为，对于“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可作如下理解：
第一，“危害”属于非财产性后果。诈骗罪的后果是造成财产侵害，而本条处罚的是未遂犯，因此，“危害严重”一定不是指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其含义应为财产性损失以外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这是正确理解“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基础。
第二，“危害严重”与“诈骗手段恶劣”是修饰关系，而非并列关系。一是未遂犯的处罚根据之一在于，一旦行为既遂将会造成达到犯罪程度的严重社会危害，故“危害严重”不是个案后果，而是行为手段的一种性质。二是诈骗罪的本质是对财产权利的侵害，不宜将其他类型的法益作为本罪决定性的入罪标准。因此，两者是修饰关系，“危害严重”修饰“手段恶劣”，即本条可表述为“以具有严重危害性的恶劣手段进行诈骗”。
基于以上理解，在认定“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时要重点把握以下两点：
第一，对手段的认定是抽象的类型性判断。如上分析，这里“危害严重”是用于修饰限定手段的，而非描述行为人在个案中造成的具体后果。因此，在认定手段时应把握手段的类型，即进行抽象的判断，而不能以个案结果来认定手段。
第二，对危害性的认定要结合行为性质和范围大小综合判断。如上分析，此处的“危害”并非财产性损失，不能以财产数额计算，而应以危害的性质和范围大小综合判断。具体的认定方法，根据司法实践可以考虑以下两方面：
一是是否利用了被害人对特殊主体的信赖。例如，以慈善名义进行诈骗，利用了被害人对慈善机构的信赖，这种行为将损害公众对慈善活动的信任，影响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又如，冒充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机构进行诈骗，会严重影响国家机关的良好形象，损害国家机构的权威，进而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这种类型的诈骗手段就属于“危害严重”情形。
二是是否利用处于特殊境遇被害人的迫切需要。这主要适用于对个体造成严重伤害的情形。例如，专门以严重疾病患者为诈骗对象，造成病情延误，严重危害被害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情形。又如，以生活贫困者为诈骗对象，加重其生活困境甚至造成其自杀或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