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判无罪，法治彰显正义
曲龙服刑的数年时间里，在张越、马建等人的持续干预下，曲龙的翻案机会越来越渺茫。
律师穆峰只能等待时机。周莉则一边独自撑起家庭重担，一边持续申诉喊冤。
“以前，一有机会我就和家人讲申诉的事情，但案子当时在张越的干预下已经‘关’在河北省内了，中院不受理，高院也不受理，谁也不愿意去碰这个‘高压线’。”周莉说。
高压之下，她甚至一度对翻案失去信心。“那时天都是灰的，我很绝望。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每天遭受威胁，没有生活来源。”
最让她心酸的，还有曲龙家人因此而受到的伤害。
曲龙被抓之初，儿子只有11岁，女儿4岁。儿子最初也和她一样，坚信爸爸是无罪的。后来，渐渐长大的儿子甚至开始相信爸爸确实犯罪了，不然怎么老不出来呢？
为了不让女儿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六年多来，周莉一直骗她说爸爸到美国挣钱去了。
转机发生在十八大之后，特别是在2015年1月、2016年4月马建和张越相继落马之后。周莉回忆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看到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感觉曲龙的案子出现了转机，让我心中又有了希望。”
2017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周莉将案件申诉信通过全国人大代表递到了最高法。4月，周莉正式向河北高院提交申诉材料。7月12日，河北高院通知正式受理申诉。8月22日，河北高院决定再审。
“在阅卷过程中，我惊喜地发现，围场法院案件的许多证人证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办案人员从相关证人和犯罪嫌疑人的笔录中，挖掘出郭文贵指使有关人员诬告陷害曲龙的犯罪线索，进而通过重新核实关键证人，将郭文贵违法犯罪的证据进一步固定。曲龙申诉成功的希望大增。”曲龙的律师穆峰说。
8月22日，河北高院将再审决定书发到了穆峰手中。曾经被作为依据判定曲龙犯罪的多处证人证言，在接下来的司法进程中被证明系伪证。
在曲龙职务侵占案中，曲被指控非法侵占郭文贵四套房产，定罪依据为多个证人证言。记者注意到，在案件原审阶段，证人、盘古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吕涛曾否认见过《房屋变更申请表》，称曲龙转让房产时没有获得相关授权；证人、时任政泉公司销售部经理的邱逸清也曾表示这四套房子是“曲龙找吕涛安排签约，没有郭文贵签字的申请表”。
这些证言，都将矛头直接指向曲龙，成为曲龙利用职务之便侵占郭文贵财产的证据。
而在再审过程中，他们承认当时是慑于郭文贵的淫威，不得已作了伪证。吕涛承认，曲龙的四套房产确为经郭文贵签字后完成房屋变更手续的，“我在承德公安机关说没见过这些审批单是不真实的，是郭文贵提前交代过的。”
邱逸清也承认，自己曾看到过有郭文贵签字的《房屋变更申请表》，自己在吕涛授意下提供的证言“是假话，是迫不得已的”。
9月12日下发的刑事判决书，还曲龙以清白，也将郭文贵指使有关人员作伪证诬告曲龙的事实予以还原。
根据河北高院的刑事判决书，原裁判认定原审被告人曲龙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政泉公司股权、政泉公司股权及四套房产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院判决，撤销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围场法院的判决，判定曲龙无罪。
判决书还指出，在曲龙职务侵占案中，办案程序存在多处问题：公安部指定管辖前原办案机关没有侦查权、本案案发过程不自然、询问场所不合法。
这三个问题，均系法院在审理中，采纳的辩护人有关原侦察机关办案程序违法的辩护意见。
穆峰也向记者详细介绍了此间的问题，他说，“程序违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曲龙涉嫌私藏枪支被承德公安局违法立案，没有案件来源，没有报案材料，也没有证据材料。二是缺少管辖权。曲龙是北京人，承德是没有管辖权的。而且曲龙被批捕的时候没有最高检的批复。三是曲龙案件出现了多次外提，违反了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的有关规定。证人证言所取得笔录的地点也不是法律规定的地点。”
穆峰说，作为一个从业30多年的律师，他代理过无数案子，但曲龙这个案子极为少见，他也从一开始就坚信是错案。
穆峰说，为什么我说郭文贵集团犯罪？集团犯罪的特征往往以利益为主线，各司其职。在曲龙职务侵占案中，马建安排抓捕，张越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多次指示，郭文贵最终拿回了华泰的股权。这个犯罪集团有一定的持续性，这种犯罪对法治是最大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