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铜矿矿工周传金今年92岁，自嘲人生漫长，铜陵从三千五百年前开始采矿，万万没想到，在他这一代，亲眼见到铜矿枯竭的一天。

　　2017年2月8日夜，铜陵恒兴化工厂发生燃爆事故，把这座相对沉默的三四线城市推进了全国视线之下。少为外地人所知的却是，恒兴化工厂是在铜陵铜矿日渐枯竭的情况下，依托当地的硫、磷资源，为摆脱单一产业结构，发展化工产业的缩影。

　　周传金在2月的黄昏里，将手指向近500米高的铜官山。他向澎湃新闻回忆，半个多世纪前，他应铜官山矿务局的招募，从长江北岸来到安徽南部的丘陵里。那时铜陵只有一片草山，四下荒无人烟，白天可以在路边洗澡。

　　1949年，时任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着手组织人员，“我们现在要恢复建设铜官山，在安徽。这个地方以前给鬼子搞的不成样子”。

　　那时中国没有一块国产铜，于是国家决定通过技术人员调配、大学生分配、招工，从1949年到1956年，先后有4万多人，从东北、上海、全国各地，来到这片江南丘陵支援建设。这4万人就此扎下根来，他们及他们的后代，成为了现在这座城市的居民的主体。

　　周传金和矿工们铺石砂路上山，一次300吨炸药，大炮轰山，泥土轰然剥落露出铜矿，送去炼出新中国最早的国产金属铜。

　　荣光接踵而来，新中国的第一炉铜水，第一块铜锭，都来自安徽铜陵。1954年底，这片江南丘陵仅有3万人口，然而这里却得以先设铜官山特区。1956年，这里又被设为地级市，到2016年枞阳县划归铜陵前，这是中国面积最小的地级市。

建国早期铜陵的采矿场和居民区

　　在建国后的工业建设中，铜陵与其他的早期工业基地一样，为全国平价甚至无偿提供大量产品。在计划经济时代，铜陵供应的铜一度占到全国的一半。

　　中国有数个因铜矿而兴起的城市。把这些城市连成线，正好压着一条沿长江蜿蜒向东的古铜矿脉，起于云南东川，经江西，过湖北，到长江尾的安徽铜陵。

　　然而资源的诅咒似乎也降临到因矿产而兴起的城市。在长江头的云南铜都东川市，早在1998年，已经因资源枯竭、财政入不敷出而不复存在，成为昆明市下辖的5个区之一。

　　2008年、2009年、2012年，中国一共确定了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

　　铜陵在铜矿资源接近枯竭后，到2009年，重工业仍占工业结构的94.9%，发展无以为继。铜陵在为全国竭尽铜矿之后，留下一座破坏严重的城市，和因为资源枯竭生活陷入困境的市民。

　　2009年，铜陵自请列入资源枯竭型城市。8年之间，铜陵一方面延展传统的铜产业，一面调整产业结构，不再与铜矿一损俱损；同时把矿区上自然生长出的城市重新规划，治理开矿带来的环境破坏，并安置在资源枯竭的危机中，失去工作与生活的近十万人。

　　在2016年，铜陵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57.3亿元，增长9.1%，增幅居安徽省第5位。财政收入为153.8亿元，增长5%。全市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273元，总量、增速都位于全省第5位。

　　2017年2月，铜陵市向国家发改委陈情，恳请将铜陵列为全国首批产业升级示范区，以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完成经济转型。铜矿开空之后，为开矿而来，定居在此的铜陵人，还要继续生活下去。

　　资源枯竭与城市危机

　　铜陵人林妮离家数年回到铜陵后，那片记忆中有血吸虫的长江江心老洲，与当年堆满矿石污水横流的长江码头，已经修成了滨江公园。夕阳铺过半条长江，天朗气清的时候，铜陵尤其符合江南八宝之地的描述：金银铜铁锡，生姜大蒜麻。

铜陵长江江心老洲

　　只是林妮仍旧记得，家道中落来的猝不及防。

　　林妮生于1988年，是矿上第三代，祖父祖母从南京来铜陵开矿，父亲早年下井采矿腿脚受伤，调去半山坡上的工人澡堂工作，母亲则在铜陵第一麻纺厂工作。

　　她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回忆，1999年，铜陵有色公司的下属企业“仿佛突然倒掉了”，先是母亲所在的第一麻纺厂倒闭，随后父亲被“退养”，即失去工作，用少量资金“养起来”。

　　铜陵因矿而生，最高峰时，铜陵有色公司贡献了全市绝大部分的产值。然而资源枯竭的危机，就在1990年代全国国有企业改制的浪潮里，骤然爆发出来。

　　据铜陵市政府城市转型办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提供的数据，那时仅12家资源枯竭、关闭破产的矿山企业里，就有89709人遭遇了与林妮父母相同的失业命运，彼时铜陵市总人口不到70万。

　　在那场企业整顿的浪潮中，共有35家国有企业改制或关停破产。“协保”和以政府财政兜底“养起来”两类人员，他们参加养老、医疗保险所需资金无法筹集，所需资金达到16.4亿元。

　　林妮回想起来，那是整个铜陵市最艰难的时候。

　　童年时，林妮和父母住在山坡上的矿工家属区，向上走路过父亲工作的工人澡堂，路的尽头就是矿场。当时矿区已经生活富裕，她记得家境殷实，“都是大鱼大肉”，年轻人都想去有色金属公司工作，姑娘希望嫁给有色金属公司的员工。

　　但在资源枯竭之后，有一条云南东川已经坠入的穷途：企业关闭，大量失业，财税垮塌，城市没落。

　　铜矿困境

　　铜矿枯竭的苗头，铜陵有色公司在1980年代已有察觉。

　　林妮小时候在矿山上的啤酒厂附近玩耍，到现在仍无法忘记那个越挖越深、巨大陡峭的矿坑，“尤其从山上看下去，像悬崖，直直断下去”。

　　而那个铜陵人都知道的啤酒厂，其实也是为应对资源枯竭、安置人员的一个尝试，最终成了遗迹。

　　1987年，为了安置富余员工，铜陵有色公司从铜矿尾砂再选的利润中拿出了1000万元，在铜官山汽车厂的废址上建立了啤酒厂。当年7月9日，啤酒厂生产出了第一罐“白鳍豚”啤酒，从海外引进技术，从澳大利亚买来啤酒花，在1990年代累计酿出了2万吨啤酒，但到了2000年初，因为市场竞争太过激烈，最终关停。

　　有色金属公司在铜陵开山采矿，还在铜陵建市之前。铜陵有色公司的机关大楼建于1962年，曾和当时的市政府共用一栋楼，六根圆柱半环正门，依稀有苏联式建筑的痕迹。

　　在铜陵有色公司战略规划部部长马峰的经历中，作为与共和国同龄的老国企，铜陵有色几乎经历了所有国企的“老、大、难”，社会负担沉重。特别是经过多年开采，资源逐步枯竭，矿山生产能力下降，人员安置压力大。

　　到2000年有色金属总公司解体，铜陵有色公司划归地方，有10万员工，公司账上只有50万存款，平均一人摊5块钱。

　　马峰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那时铜矿渐渐挖空了，大量矿工却没有其他的技能，在除重工业外一无所有的铜陵，没有其他的产业可以安置。

老矿厂

　　周传金1950年代来开矿的时候，是在露天铜矿开电铲车，后来露天铜矿开采殆尽，只能向山下打井。如今铜陵的冬瓜山矿洞已经打到了负1000多米，是亚洲最深的坑采矿洞。但是井打的越深，提升、通风、排水越加重成本，开矿的利润就越薄。随着开采出铜矿的下降，固定费用却不能减少，分摊下来，也会推高成本。

　　铜陵有色公司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负债太高，现代企业在成立时，都会有股东注入资本金，然而铜陵有色公司这样的老国企，除了国家最初拨发的2000担小米，只能靠自身积累资本，更多是付出利息向银行贷款，因此铜陵有色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一直居高不下。

　　铜陵有色公司在2016年扭亏为赢，销售收入达到1496亿元，盈利2.27个亿，这还是在2015年，亏损了6个亿的情况下。

　　延展铜产业链

　　在铜陵因铜矿而兴起时，铜是作为战略物资使用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上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做枪炮子弹，都需要中国自己产铜。

　　马峰在铜陵有色公司工作多年，记得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家对铜陵的定位就是生产粗铜，运往上海进行电解，在河南洛阳进行加工。

　　1966年，杨智在铜陵出生，父母都从上海来支援开矿，杨智记得父亲那一辈人，“讲究奉献，看重的不过是几句表扬，一张奖状”，敬业到矿下三班倒的工人来换班，却因为前一班工人还不愿停止工作，拿不到开矿用的钻头。

　　到杨智成为凤凰山矿山的一名电工时，铜陵有色公司还在辉煌的时候。杨智与父母去临近的安徽安庆，当地人一家人吃一笼包子，他们没心疼过吃包子的钱，一个人吃几笼，直到笼屉在桌上叠了一摞。

　　凤凰山铜矿从1970年代投入生产，还并未到枯竭的时候，但到1990年代，工资也一个月拖一个月，发不出来了。

　　杨智天性豁达，最艰难的时候也不曾灰心丧气过，“我想做什么，基本都能做成” 。

　　对铜陵有色公司来说，自从外贸放开后，资源枯竭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没有矿石。因为铜陵地处长江下游，面向华东平原，靠江近海，运输条件优越。1978年金昌冶炼厂建成，就有少量进口，到1990年代，已经大量进口铜精矿，江海联运，成本最低。

　　问题在于，铜陵长时间处在产业链的底端，无法获得加工带来的高附加值。以采矿为主的生产结构，在资源枯竭后，就无法转移只具备采矿技能的员工。

　　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市场放开后，铜陵有色公司才开始发展电解铜，从生产粗铜变成电解铜，目前年产量达到了130万吨，居于全国首位。后来以安置职工为主，建了一家小厂生产漆包线，这种铜线在机电、家电行业中有广泛应用。

　　随着铜矿越采越少，急需新的产业接替，通过大量市场调研、反复论证，铜陵有色决定上马替代进口的高精度铜板带，最薄只有0.05毫米厚的铜薄片，比一张纸还要薄，多用于导电、导热器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