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至10月24日，财经评论员叶檀在网上分次发表了《我眼中最无前途的十个中国城市》，以人口流失、城市国企主导行业、人均财富占有量和教育水平等为衡量指标，将长春、哈尔滨、大连、大同和温州等10个城市列入。该组文章被大量转发，引起了强烈争议。

　　10月27日，温州本土经济学者马津龙、谢浩在“掌上温州”客户端上撰文，反驳叶檀将温州列入最无前途城市。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查询发现，马津龙和谢浩都曾担任温州市委政研室主任、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曾是温州市政府的经济智囊，也是近40年来，温州从改革开放之初草莽崛起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标杆城市，以及当地经济历经起伏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温州曾多次遭遇极端化褒贬

　　叶檀在《我眼中最无前途的10个中国城市》中，谈到为什么将温州选入：“温州人有前景，不等于温州有前景。温州有特色，此前的特色成为其发展之源，现在则桎梏了温州的发展。温州城市缺乏规划，基建不太好，以前这一景象受人称道，小政府才能发展起大市场。当城市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起码说明此处缺乏规划发展的自组织能。现在，温州资金无论炒房还是炒股，以凶猛的赚快钱为主，这说明温州人存在恐惧心理，以规避未来的不可测的风险。这样的恐慌对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叶檀还谈到温州人圈子相对封闭，以前作为信用圈互相支撑的基础受到称道，“现在我们知道，一旦发生大型经济周期转变，老乡的信用担保体系会从如履平地变成火烧连营，一场大火就能烧掉担保体系。温州金融创新曾经那么受重视，但到现在为止，温州的金融创新并没有取得重要成果。温州人有钱，地球人都知道。但从本外币存款来看，2015年温州人均10.51万元，远不如绍兴和宁波，跟唐山这些城市差不了多远，宁波人均本外币存款20.67万元，绍兴13.99万元，金华12.63万元。再看教育，温州虽然有8所高校，只有宁波的一半，嘉兴也有10所。又一个问题是，温州的资金为什么不能在三十年里积聚起足够的教育资源。”

　　澎湃新闻注意到，其实，温州人的财富外溢，30多年来一直循着趋利的路径。以2003年为例，当年温州市统计年鉴显示，温州总人口738万，约160万人(含子女)在全国各地经商办厂，累计投资1050亿元。这种特有的人口分布，在催生温州人全国投资的同时，无疑会摊薄本地的货币存量，但这也似难证明温州人财富的“落后”。

　　“对温州人极端化的褒贬评价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温州和温州人从未被质疑与唱衰所击倒。 回顾28年来温州人艰难的财富之路，随着市场改革大环境的起落，舆论对温州人的褒贬也随之起落。此一时致富典型捧上天，彼一时污名化痛踩到底，但温州从来如荒原上的杂草倔强生长。”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胡宏伟告诉澎湃新闻，1978年~1985年温州改革伊始，关于“看资本主义到温州去”的言论不绝于耳，温州人被讥笑成细菌，温州则被污为传播瘟疫的“瘟州”。1998年后，中国开始住房制度改革，温州人又以先行者的角色投资房地产领域，于是温州人似乎成了过街之鼠，谈到“炒”必提温州，炒房、炒媒、炒大蒜、炒红酒，温州就此被污名化。2011年起，随着所谓老板“跑路”事件升温，温州人再次被深挖了出来。甚至有学者称：救温州就是救赌徒，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以赌为主的温州有巨大道德风险。

　　胡宏伟被浙江省工商联主席南存辉称作“‘温州模式’最深刻的研究者”，其长期观察温州，并出版《温州悬念》、《中国模范生》等与温州有关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