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岳父成思危先生仙逝一周年了。永远难忘一年前的诀别时刻，岳母那声声令人肝胆俱裂的悲唤“思危，你怎么就这么走了，思危……”，撕裂了每个亲人和坚持守在他病房门口的爱戴他的人们的心肺。从2015年7月12日凌晨开始，各媒体持续数月不断发表的许多追思先生治学和为人的文章，也令我读后深受教育和感动。一位共和国的老部长给我手机发来的吊唁短信写道：“这是国家的损失，你们家人永远的痛”！值此周年之祭，谨提笔回忆一些难忘往事，追思感悟，略释悲痛，以志感恩，砥砺前行。

　　主办“政协一号提案”，终身与大师结缘

　　1998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时任国家计委财金司金融处处长）正在上班，接到委办公厅负责受理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的处长来电，询问我们处能否牵头主办当年举国轰动的“政协一号提案”——“民建中央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并且强调由于该提案十分重要，政协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都认为应该由计委主办。记得当时我犹豫片刻，就果断回答接受了这一光荣使命。从此，注定与一位时代伟人及其家人结下幸福之缘。

　　鉴于当时国内了解风险投资的专家寥寥无几，为了配合提案的办理与落实，经过上级批准，我负责组织一次国际研讨会，邀请境外专家来介绍情况，以便各有关部门了解风险投资的国际经验。当年五月，原国家计委、科技部共同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了“发展风险投资国际高级研讨会”，邀请提案单位代表、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和国内外专家参加，这可能也是国内首次公开举办的最高层次的风险投资论坛。成思危副委员长亲临会议作了主旨演讲，首次系统提出了在中国发展风险投资“三步走”的著名论断，即首先鼓励发展风险投资公司以培养投资管理专家，然后是修改有关法律允许建立以有限合伙制形式为主的风险投资基金，最后是在市场成熟和监管得力的情况下，推出不设上市门槛创业板，建立退出机制。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成先生，那时我已经在国家机关的重要岗位历练了十余年，也见过不少中央领导和国内外大人物，但还是立刻为他那气宇轩昂、潇洒儒雅的风度和不拿讲稿、脱口成章的演讲才能所折服。中国风险（创业）投资业的发展历程，充分证实了成先生的远见卓识，而且他为推动以上三个步骤的实现也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几乎每年都会在有关场合见到成先生，或聆听他的演讲，或同堂讨论有关问题。成先生的博学睿智和包容大度，使我深受教育。这里仅举两件我亲历的往事。一是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了“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小组”，厉以宁先生是组长，成先生是最高顾问，我作为政府部门的代表也参加了起草工作小组。记得有一次在宁波市召开的起草工作组研讨会上，当先生发言中讲到“国外只有风险投资基金，没有产业投资基金”时，我忍不住插话打断说“国外有产业基金，只不过不叫产业基金，如果按照英文名称直译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如果直译在国内容易引起误解”。会议主持人对我这种不礼貌行为瞪了眼，坐我身旁的人大财经委的王连洲同志也碰我胳膊示意别说了，但是我见成先生的眼神是宽容和蔼的，便继续解释了几分钟。会议休息间歇，我主动上去向成先生表示道歉，他说讨论就是应该各抒己见，并表示将会进一步了解国外的产业基金情况。当时国内许多部门和学者大都不了解或不认可“产业投资基金”，我和我的同事们一有机会就大力呼吁解释，坚持了十年（从1995年开始组织研究到2005年成立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才开闸试点。

　　第二个事例大概是在2005年秋天，当时产业投资基金在国内刚开始试点，国务院批准设立第一只人民币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加上全国人大在成先生等的大力推动下修改了合伙企业法（允许有限合伙注册）等原因，国内开始出现“PE热”。为了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的发展，业内有关人士酝酿组织“产业投资基金50人论坛”，此时我作为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司的分管负责人，也应邀参加在钓鱼台举办的发起人筹备会。会议推举高尚全先生为论坛主席，成先生为名誉主席。会议组织者事先起草了一封致国务院主要领导的关于加快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信函，希望由成先生领衔署名。成先生对信函作了个别文字修改后，欣然同意签名。记得当时成先生说，中国股权投资基金业从风险投资起步，现在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条件也成熟了。对此，我作为产业投资基金的多年推动者深受鼓舞并且由衷感激。记得“产业投资基金五十人论坛”在钓鱼台大酒店第一次召开时，成思危先生最后到会作了长篇闭幕演讲。此后若干年，成先生多次出席了有关发展产业基金、股权基金的研讨等活动，其中有一些是我具体组织或参与的，他对于我积极推动的事业给予了莫大的支持。那时，我还不认识先生的爱女成卓。虽然我和成卓早在2000年就同时当选为国家科技部牵头成立的第一届全国风险投资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但由于我们各自工作繁忙，开会时竟一再擦肩而过。

　　图为成思危先生与作者夫妇在家中

　　我认识成卓是在2008年底，参加由她创立的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下属的爱心火炬基金为“5.12汶川大地震”举办的慈善拍卖晚宴。由于当时我兼任“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办筹资组组长”，受邀出席了这次活动并被主办者安排坐在成先生身旁，在先生演讲之后接着上台致辞。先生在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发动民建企业家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创立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并担任了两届理事长。

　　时光荏苒，我虽未直接师从先生，但多年来耳濡目染，对他日益崇敬，实际上他早已经成为我事业的导师。就因这次慈善活动，我与成卓相识相知。之后，利用春节假期，我陪她再访四川地震灾区，考察了多个公益项目。此时距我当年主办“一号提案”已经过去十年。与先生因为工作结缘，牵手成卓后又变成亲人，实在是我毕生最大的幸运与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