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南海问题不断升级，先是中国渔船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正常作业时，遭到越南武装舰船的非法驱赶，引发中越两国的外交抗议和相互指责。随后，越南不仅通过实弹演习、颁发最新征兵令等挑衅行为来显示“主权存在”，而且在河内连续爆发数次反华示威游行。紧接着，菲律宾方面计划将南海更名为“西菲律宾海”，并宣布出动海军拆除了中国在南海部分岛礁上“非法设置的标识”。中国则通过派遣海巡31穿越南海赴新加坡访问等动作以示回应。与此同时，美国与西太平洋相关国家进行了一系列联合军事演习，进一步加剧了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那么，南海问题有着怎样的历史成因？新一轮争端由何引起？中国该如何解决当前困局？

　　 中国拥有南沙主权的历史与法理依据

　　 南沙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从历史依据来看：首先，中国人最早发现和记载了南沙诸岛。远在秦汉时代，中国就已经有了大规模的远洋航海通商和渔业生产活动，南海即是重要的海上航路。其后，在不同历史时期还有大量书籍、地图对南海地区有所涉及。其次，中国人最先在南海地区开展经济活动。至迟明初，中国人就开始在南沙群岛从事渔业生产了。清末以来，我国海南岛和雷州半岛各地都有人到南沙群岛捕鱼。形成于明末清初的《更路簿》也记载了中国渔民由海南东部文昌的清澜港和琼海的潭门港航行至西沙、南沙群岛的详细情况。再者，中国最早对南沙诸岛行使管辖权。在元代，越南的整个中部和北部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元朝的舰队经常在南海地区巡逻。在明、清时期，中国政府也将南沙群岛标绘在权威性的地图上，以示对南沙群岛的行政管辖。及至民国时期，南沙群岛相继被法国和日本侵占，遭到中国政府的抗议和抵制。二战结束后，时任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的林遵率“太平”、“中业”两舰接收了南沙群岛；国民政府当时还委派肖次尹和麦蕴瑜为专员，分别前往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进行接管，并在岛上设立了主权碑。

　　 从法理依据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签署了一系列文件确保了南沙群岛作为中国领土的法律地位。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开罗宣言》，宗旨之一是“使日本所窃得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当时的南沙群岛被日本划归台湾管辖，《开罗宣言》要求日本归还的中国领土当然包括了南沙群岛。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发表《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同年8月15日，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书》中进一步明确日本接受“中、美、英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1952年，日本政府正式表示“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从而将南沙群岛正式交还给中国。

　　 1947年3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方域司刊印了《南海诸岛位置略图》，该图在南海海域中标有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并在其四周标定了11条断续国界线，被称之为“传统疆域线”。1948年2月，中华民国内政部公开发行《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向国际社会正式宣布了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范围，其附图即《南海诸岛位置略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政府审定出版的《南海诸岛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同样标绘了南海断续国境线，只是在1953年将11段断续线去掉北部湾、东京湾2段，改为9段断续线，俗称“九段线”。中国1958年的《领海声明》和1992年的《领海及毗连区法》进一步明确了南海“九段线”的法律地位。

　　 由上分析，中国对南沙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维护南沙群岛的主权权益是中国政府的神圣职责。

　　 南海问题集领土主权、海洋资源、航海自由和对外战略于一体

　　 事实上，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存在所谓的“南海问题”。1968年，联合国有关资源机构发表一个报告，称南海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堪称“第二个波斯湾”。1969年，由美国科学家组成的考察团对此进行了证实。之后，南海周边国家纷纷提出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要求，并采取实际行动抢占岛礁、开采资源，从而产生了与中国的领土纷争。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不少国家声称南沙群岛在其大陆架或专属经济区内，并据此主张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南海争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性质变得更加复杂。

　　 第一，南海问题涉及到中国与周边国家严重的主权争议。如前所述，中国政府认为中国最早发现、经营和管辖南沙群岛，因而具有拥有该地区主权的历史性权利；而周边国家则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大陆架原则，认为南沙群岛是其大陆架的自然延伸，造成了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主权争议。

　　 第二，南海问题是海洋世纪背景下各国争夺发展资源的缩影。随着陆地资源日益枯竭，海洋正变成各国博弈的新平台。南海的丰富资源、开采便利以及战略位置，使周边国家纷纷将眼光投入南海这一资源宝库，并实现国家战略向海洋经济的转型；域外大国也加快进入南海地区的步伐，积极介入南海事务。

　　 第三，南海问题关系到国际航海自由和安全。中国和周边国家从来没有阻碍南海地区正常的航运，而美国却认为不断升级的南海争端影响到了美国船只在这一地区的自由航行，对周边沿岸国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的抵进军事侦察活动，还与南海周边的国家进行着持续不断的军事演习，进一步加剧了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从而威胁到南海地区的正常航行。

　　 第四，南海问题还是考验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试金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力支持和推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赢。然而，经济的互惠并没有导致战略上的互信，相反东盟国家担心中国运用不断积累的实力使东亚秩序重新回到等级性的朝贡体系中，普遍存在趁中国立足未稳之时寻找某种优势的机会主义心理，纷纷寻求拉拢美国等国际势力以制衡中国的加速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海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周边稳定和整体对外战略，成为中国能否通过和平方式崛起的一个重要检验标准。

　　 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海问题超越了简单的主权之争，而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领域和多主体的利益博弈，其趋势朝着多边化、国际化和长期化的方向发展。

　　 新一轮南海争端的原因

　　 近年来，尽管南海地区不时出现争端，但像今年如此频繁、密集的交锋并不多见。究其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越南和菲律宾的内部考量。今年以来，越南经济形势持续恶化，老百姓不满情绪上升。出于转移国内民众情绪的考虑，越南在南海问题上不断伸手、动作频频。在政治上，越南今年1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越共中央总书记，领导人上台伊始，在南海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有助于巩固其执政地位。菲律宾同样遭遇到经济增长不景气、领导人建树无多的国内困局，也有着通过打民族主义牌转移内部矛盾的盘算。

　　 第二，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效应。自新世纪以来，亚太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汇聚领土争端、地缘博弈与安全问题。美国为了确保其在经济和安全上的主导权，从去年开始高调回归亚洲，不仅加大对这一地区的经济投资力度，而且更加强调在军事和安全上的积极介入，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争议的问题上煽风点火，为东盟国家推动南海局势升级撑腰壮胆。随着本拉登被击毙和反恐战争的阶段性结束，美国战略东移的步伐将明显加快，南海问题的域外因素将进一步扩大和长期化。

　　 第三，中国国家能力的显著增强。中国经过长期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积累起了相当的实力资源，特别是与南海问题相关的能力建设在近一两年内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此，周边国家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企图趁中国崛而未起的阶段加大对南海地区的岛礁占有和资源开发，以既成事实来逼迫中国就范，从而使得本已紧张的南海局势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

　　 如何突破南海困局

　　 到目前为止，加上台湾控制的太平岛，中国在南沙地区有45个岛礁相继被周边国家瓜分。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域外势力介入南海事务，在中国与相关国家的争端中拉偏架、谋私利，中国日益陷入到战略上的被动局面。那么，中国应该如何突破在南海问题上的困局呢？笔者认为需要重新把握四个层面的平衡。

　　 第一，战略大局与具体利益的平衡。为了保持国内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势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不断让利、释放友善信息，周边国家却不断挑战我们的政策底线，其结果是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和平解决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善意的回报，反而成为了自己单方面的自我约束；周边国家越发大胆地蚕食南海周边海域，进而趁势将侵占行为事实化、“合法化”。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中国避免南海问题升级的战略初衷给周边国家以错误暗示，加剧了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中国需要在保持和平发展战略方向的同时更加主动、坚决地维护具体利益。一旦出现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中国必须亮出可信的惩罚措施，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外交抗议。只有这样才能杜绝周边国家的机会主义心理，约束其不断突破红线的“违规行为”。

　　 第二，内部政治的协调与平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社会利益多元化导致了政治过程的日益复杂，越来越多的主体开始积极发言，影响着决策过程。在南海问题上，中央政府主张有关各方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克制、冷静和建设性的态度，但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和社会舆论却希望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要求保护南海领土完整、加快油气资源开采。如何保持内部政治的平衡正在成为中国外交新的挑战。

　　 第三，双边谈判与多边战略的平衡。长期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坚持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分歧。然而，这一策略进展并不顺利。一方面，周边国家深知自己力量的弱小，开始摒弃相互之间的争议，并有意识地抱团取暖，构筑在南海问题上针对中国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周边国家尽可能地邀请国际势力介入，既与西方的石油公司合作建立利益上的纽带关系，又通过渲染“中国威胁”来强化外部大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在双边问题多边化、地区问题国际化的现实下，中国不得不探寻更具建设性的多边战略，可通过多边磋商的方式将相关共识制度化，成为有关各方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互利共赢的地区秩序。对于国际势力，中国应该持开放态度，欢迎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稳定的举措，但对于其煽风点火的行为则需要坚决反对、毫不妥协。

　　 第四，解决南海问题与经营周边地区的平衡。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全面的改善，已经建立起难以动摇的利益共同体格局。因此，我们不宜将南海问题的严重性过于放大，从而使其成为自我证实的预言。中国固然可以通过强硬手段来解决问题，但这将造成东南亚国家对华的敌对倾向和仇恨情绪，同时也将使美国军事力量在东南亚的存在永久合法化，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大局。因此，中国需要将南海问题的解决纳入到经营周边的战略格局中加以考量，将其视为进一步巩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关系的契机。具体而言，中国可以在承认各方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建立一个油气资源共享的南海能源共同体，并根据投入多少确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比例。为了保持其正常运转，应对可能的不确定性威胁，建立起某种形式的多边安全合作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只有建立起持续的共同开发格局，让各国都从中受益才能真正做到搁置争议，并将经济层面的合作拓展至政治、安全领域。这也为突破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军事安全的二元对立困境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