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的岳丈，一位本地资深的党史工作者去世时，我们整理遗物，发现他的诸多合影以及外地老领导老同志写给他的信、寄给他的稿，大多与浙东新四军“北撤会议”有关。

　　“作为后人，我们应该熟知这一段不忍触摸然而永远涂饰壮怀激烈、朴素凄美的底色的历史，并有责任以敬畏之心、虔诚之态、报国之志去表达对他们‘北撤’人应有的崇仰。”在老人生前写的一篇纪念“北撤会议”的文章结尾处读到这段话时，我终于明白老人对“北撤会议”那泓挥之不去的深厚感情，明白了住院之前，他为何要执拗地让我陪他再去一次“上虞革命史迹陈列馆”。那里正是浙东新四军“北撤会议”旧址。而即便是在住院期间，他还在审读浙东纵队老战士、“北撤会议”的亲历者何畏先生的回忆文章。

　　一次次阅读老人留下的那些来信来稿，一次次走进浙东新四军“北撤会议”旧址，都引领我走近那片历史的天空……

　　如今依然留存的“北撤会议”旧址，由三间平房组成，坐北朝南，粉墙黛瓦，典型的江南庭院风格建筑。屋内，木质的桌椅和杯盘碗碟见证了当年的朴素与艰辛，让人不由想起一位先烈的话：“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主会议室内，东西两侧墙上悬挂了当年参加会议的谭启龙等六位浙东新四军游击纵队负责人的照片及简历，北侧墙上的图片介绍了北撤“电文”摘要、北撤行动路线……走着，看着，当年会议的严肃气氛、北撤前的紧张筹备以及群众挥泪告别的动人场景，仿佛从历史中涌来……

　　抗日战争期间，浙东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四明、会稽、三北（指余姚、慈溪、镇海三县以北地区）和浦东等地区，拥有四百万人口，有一支一万余人的抗日武装队伍——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成为全国主要的抗日根据地之一。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长期遭受外强掠夺侵略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为了争取和平，避免内战，党在重庆谈判中作出了必要而重大的让步，主动撤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等八块根据地。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中央的决策一经作出，便得以迅速传达。9月20日，华中局转发中共中央电报，通知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并就北撤的具体问题发来指示。

　　“当年，我二十岁左右，在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任作战参谋，中央发来的北撤电报就是我送给谭启龙政委的。”一位叫劳范的浙江桐庐籍新四军战士，2012年接受采访时，说起当年送电报的情形。因为事发突然，浙东纵队根本毫无准备。不久前，浙东纵队还对浙东敌伪发起了大反攻，在民兵的配合下，基本消灭了盘踞在四明、三北、金萧、淞沪地区敢于顽抗的日伪军，并把主力部队集结于宁波城外，准备攻取这个浙东沿海的大城市。在这个节骨眼上，上级下达的一道放弃浙东、全军北撤的命令，无异于“晴天霹雳”。

　　时任浙东区党委书记、浙东纵队政委的谭启龙后来在回忆中也说到当年接到电报时的复杂心情：“要论突然，要说惊诧，我也是其中一个，这不，当时我连拿电报的手也颤抖了起来。”谭启龙的大惑不解自有原因：这里是浙东纵队官兵们在中央领导下，英勇善战打下的根据地，也是广大群众热情支战结下的一大硕果，如今怎么能说撤就撤呢？然而，面对时局，谭启龙也明白了：日寇的铁蹄留下了累累白骨和愤懑的泪水，而战争的阴影也并未远去。北撤是中央从大局出发作出的决策，贯彻上绝不能打半点折扣。9月22日，在谭启龙、何克希等七人参加的浙东区会议上，大家很快就形成了共识，确定了北撤的有关部署方案。

　　我徘徊在会议室里，看到挂在墙隅的煤油灯。抵近看，斑斑旧迹，似乎还有昔日的煤油味。1945年9月23日上午，中共浙东区党委扩大会议就在这里召开。这盏煤油灯，或许曾默默见证过在这里召开的“北撤会议”。其时，参加会议的有地委、县委书记和部队支队以上领导干部共三十余人。会议就集中船只为北撤渡江做好准备、从各部队抽调精干的少数武装和一部电台留在四明山组建“浙东工委”、建立公开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留守处、收回“抗币”处理物资、起草告别浙东人民的文告等七项内容分别作出决定。

　　透过陈列着大会记录本的玻璃橱窗，重读七项决定，不难看到浙东区党委对执行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指示的坚决彻底，对每一个战士每一个帮助配合过纵队工作的地方党员、积极分子以及广大群众的高度负责——这是何等敢于担当又顾全大局的政治品质，何等雷厉风行又从容不迫的工作作风，何等脚踏实地又谨慎细致的工作艺术！

　　一俟浙东区党委扩大会议结束，心中早有打算的谭启龙便把准备留守浙东坚持斗争的主要领导同志留了下来。他深知，待纵队一撤，形势和环境就会恶化，他们自会遇到更多可以想象和无法想象的困难。“你们务须高举党的旗帜，依靠山地，组织短小精悍的秘密武装，这样，即使在环境十分严峻恶劣的情况下，亦能保存我党的骨干力量，以等待时机……”谭启龙的一番话，当是临行告别时的一种政治交代，字字掷地有声。

　　因了时间紧、任务重，尤其对收回浙东行政区为加强对敌伪的经济斗争而在根据地内流通的“抗币”，以免根据地人民遭受损失等政策性极强的一些事情的处理，“‘北撤会议’后的两三天，浙东区党委核心其实还开过一个碰头会，地点就在我家。”上虞丰惠镇退休干部、“北撤会议”旧址讲解员俞文治回忆说，“我记得当时有五六个人在我家堂屋，印象很深的是何克希司令，上身里面穿着白衬衫，外面是灰棉袄。他们是站着开会的，时间很短。”我相信，这样“站着开会”商量的绝不只是这一次，恰恰是这般不拘时间、地点和形式的高效率的碰头，确保了北撤前一些棘手问题的迎刃而解，从而为顺利北撤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很快，《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拟就并刊登在《新浙东报》终刊号上。《告别书》虽字数不多，但明大义、道隐情、叙情谊、许愿心，即便今天读来，也依然催人泪下：

　　“正当日寇投降、抗战胜利，理应聚首狂欢的时候，我们却要忍痛向你们告别了。

　　“……八年抗战，我们中国人民的牺牲是空前巨大的，现在抗战胜利结束，全国疮痍满目，百废待兴，人民实在不能再遭受战祸了，中国的内战是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避免的。因此，虽然浙东解放区是我们与大家四年多来共同流血流汗艰苦从敌伪手中夺回来建设的，我们对这块年轻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具有无限的热爱，对于浙东的父老兄弟姊妹具有真正骨肉之情。我们实在不愿离开你们，任何人也没有理由要我们离开，只是为了委曲求全，相忍为国，中共中央与本军军部才不惜这样决定。我浙东新四军与民主政府工作人员，对于中共中央及本军军部这种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完全拥护，并已决定即日坚决执行从浙东撤退的命令。

　　“现在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祝福民主的新浙东、新中国早日降临！”

　　保存至今的《新浙东报》纸面虽已发黄，但一个个用铅字印刷的字体依然俊朗清晰，那一个个排列整齐的字体仿佛当年整装待发的战士。

　　据何畏先生回忆，9月30日，当谭启龙政委带领的一支北撤队伍到达指定地点——慈北古窑铺时，已有人群聚在那里，他们三三两两说着笑着，显然，他们还不知道北撤的消息，并不了解战士们为什么要上船渡海。当谭启龙宣读北撤命令时，人群中喧哗起来了，不少人竟呜呜痛哭。大家紧紧握着战士们的手叮咛：“你们一定要回来，不能忘了我们，不能忘了四明山，不能忘了三北呵！”至当年11月初，浙东游击纵队全体官兵，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和突围，终于全部抵达苏中东台集结，胜利完成了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赋予的战略转移任务。

　　滔滔钱江水，淘尽了千古风流人物；茫茫四明山，留下了几多英雄故事。“北撤会议”的历史事迹不仅镌刻在旧址的石头上，也深深地镶嵌在了我的脑海里——在告别了血腥风雨、走出了困惑迷茫的今天，人们往往容易低估革命的残酷、探索的艰辛，容易忽视昂然挺首的英勇、改天换地的奇崛，唯有常常感受历史呼吸、每每体会先辈渴望，我们才会理解并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