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4月21日电 （记者 鲍聪颖）4月20日下午，《四部丛刊四编》出版研讨会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行，中国书店出版社社长于华刚、国家图书馆原发展研究院院长李致忠、故宫博物院研究院研究员翁连溪、首都图书馆研究馆员周心慧、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陈红彦、著名学者许逸民以及国内各大图书馆的研究人员出席了此次活动。

　　《四部丛刊四编》是《四部丛刊》的续出之书，1919年至1936年间，张元济先生主持出版了《四部丛刊》（初、续、三编），之后又计划出版“四编”，并且编好了相应的草目，但因1938年日军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造成商务印书馆再度严重损毁，编辑人员转移香港，出版“四编”的计划遂搁浅。时隔八十年后，在众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下，此书重新出版，使《四部丛刊》这一古籍影印事业终获完满。此书由国家图书馆原发展研究院院长李致忠先生担任主编，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翁连溪、首都图书馆研究馆员周心慧、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陈红彦、文史研究专家柳和城为编委，历时一年零六个月付梓，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

　　张元济先生之孙、著名学者张人凤专门为此书撰写长序，并为此书的出版致贺。《四部丛刊四编》遵循前三编编辑风格，原样影印古籍，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其中，经部书籍12种，史部书籍36种，子部书籍28种，集部书籍47种，总计123种。所用底本中宋刊本29种，元刊本10种，明刻本43种，明代钞本11种，清代精钞本28种，清代精刻本2种，分别来自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以及日本静嘉堂等十三家藏书机构。

　　根据学者柳和城先生的介绍，1935年10月，《四部丛刊三编》第一期书出版，商务印书馆又编印了一册 《四部丛刊三编》预约样本。该样本除附有《初编》《续编》目录外，还刊出一份“预备续出之书”目录。这个目录，就是张元济先生计划出版的书籍。在他开列这个计划之先，他曾将选目寄给著名学者、藏书家征求意见。1937年7月22日，张元济在给吴其昌的一封信中说：“去岁奉九月一日手教，于《四部丛刊四编》应采用各书多多指示，不胜感荷……见正编订《四编》目录，前在日本照存……”这封信中谈及的，就是1936年9月1日之前，他向学者们发出的征求意见的函件。

　　张元济先生选取底本时，不但注重书籍的版本，更加注重书籍的内容。凡得到一个好的版本，必定亲自审订，看是否有错讹，若有错漏，必定亲自校勘一过，或者请名家代为校勘。可贵的是，此次出版的《四部丛刊四编》中使用的底本中相当一部分本子是张元济先生经手的本子，保留了张元济先生的校勘手泽，题跋、钤印历历在目。

　　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学者朱希祖向张元济致函建议：“《宋朝大诏令集》等大都颇希望早日出版，有数种书虽系宋元版而学术上似少价值者，以少收为宜。”张元济则回函表示：“《宋朝大诏令集》颇多讹字，尚须校勘，承属早出，自当赶办，以答盛意。”在当时的境况下，这部珍贵的书籍并未如期出版，而此次《四部丛刊四编》，则完成了老一辈学人的遗愿。

　　由于战火的原因，出版大型丛书相对困难，因而张元济先生试图化整为零，一部一部地影印古籍，他在谈及其中的一部书《北磵诗集》时给商务印书馆总务处主管丁英桂的一封信中说：

　　《北磵诗集》宋本毛样是在敝处, 昨已查得，可请勿念。《公羊单疏》毛样一本, 又刘刻二本、阮刻注疏本四册，又校记一本，另附致姜佐禹兄一笺, 请阅过饬人打存 ( 交下备查 ), 再送与佐兄……

　　然而烽火四起，即便是这样的策略也不能保障出版的顺利进行，《四编》的出版工作最后还是搁置，而当年已经制作好的毛样结局如何，已不得而知。在战乱时代，张元济先生以民族文化为念，孜孜于出版。时至今日，这一文化工程由当代学者接过“接力棒”完成，既遂先贤的未竟之志，同时也为当代古籍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编辑委员会合影

　　《四部丛刊》从面世之初，学界始终给予充分肯定和极高评价。前辈学者郑鹤声、郑鹤春早在《丛刊》初编出版不久，即在《中国文献学概要》中，称《四部丛刊》为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比肩的“四大编纂”。王绍曾说：“《丛刊》是一部前所未有的集善本之大成的大丛书，如果我们把《丛刊》的版本按时代和版刻地区加以排比，实际上就是一部变相的中国版刻图录和中国雕版史。”周汝昌认为：“可见无拘秦、梁，不限明清，凡所厚积，皆帝王之意旨，举国之材力，始能成彼鸿业。自兹而后，继者罕闻。而于是乃有菊生先生，乃有商务印书馆，乃有《四部丛刊》……而如斯盛业钜任，已非复出于帝王之意，国家之力，唯有一私家，一个人之张氏于举世不为之际，倡导经营，艰辛奋勉，而成就之者也！”而在当代的研究中，《四部丛刊》是古籍研究者使用频率最高的资料之一，堪称中国古籍的“版本库”，而《四编》的出版，则使这一版本库更加完备。

　　学者发言摘要：

　　国家图书馆原发展研究院院长李致忠：“《四编》的出版，是我们继承张元济先生的遗志，传世最好的版本。”

　　著名学者、古籍专家许逸民：“《四部丛刊》的影印，在中国近代的古籍整理史上是一件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前三编’的出版我不可能赶上，《四编》在当代的出版座谈，我非常荣幸。（张元济先生）选目既非常实用，且他的版本又高于一般的版本，对当代古籍校勘和点校而言，仍然是最好的版本。《四编》的出版，是很有意义的。”

　　学者周心慧：“《四部丛刊四编》的版本选取，是从目前国内藏书量最丰富的国家图书馆等十余家藏书机构获取的，是在张元济先生的书目基础上经过甄别的本子，说是目前古籍整理中最好的本子毫不为过。”

　　文化学者柳和城：“我们从上述张元济致丁英桂信可以知道，当时保存下来的《四部丛刊》未刊书已摄底版、毛样，为数不少。1938 年后‘孤岛’局势相对平静, 商务印书馆恢复了古籍出版。张元济曾经采取化整为零方针,一部一部印行。今天《四编》的出版，是对张菊老遗志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