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间隔年计划”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合影。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对于进行“间隔年”的年轻人来说,利用足够长的时间,远离原有的生活环境,做一些虽然简单但是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历程之中的那些思考和感悟,会成为他们一辈子的财富
“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四肢、唾液分泌、排泄……身体不同程度地扭曲,头歪着,手脚在颤抖,口水从嘴里一直往下流。靠近会有让人不舒服的味道……每个床上挂着一个小牌子,记载着应该什么时候喂食、服药、洗衣服、换尿布……”
去年10月,廖小涵在印度加尔各答“仁爱之家”做了2个月义工,照顾身体残疾甚至有些智障的孩子。“一开始就被吓到了,心里有一种压抑的怜悯。”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慢慢地,她从送进孩子嘴里的一小勺食物里、从擦去他们嘴角的口水中读懂了什么是“仁爱”。“小孩子很单纯,他们让你放下戒备。你轻唤他的名字,他对你微笑,你给他食物,他对你微笑,简单善意。”
回望这段被“间隔”的时光,廖小涵说,“‘间隔年’给了我很大的思考空间,让我明白什么是内心想要的。”
“间隔年”,是当今一些国家的青年在升学或者毕业之后、工作之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为了在步入社会之前体验与自己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活方式,从而找到真正想要的工作,更好地融入社会。
在大多数国人对于“间隔年”概念还相对陌生的时候,廖小涵和其他7位年轻人的“间隔年”已悄悄进行。由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中国间隔年公益基金”支持,“中国间隔年计划”公益项目2015年3月启动,面向在校大学生,一年里资助了8位年轻人在国内及海外成功实施了自己的个性化“间隔年”。
李文旭,只身一人骑行北美,历时206天,穿越万水千山,风雨无阻。
廖小涵,前往印度特蕾莎修女“仁爱之家”做义工,立志投身公益事业。
符小惠,与伙伴一起“环华骑行”,用纪录片的形式展现内心最真实的感动。
李玉镇,到国外的孔子学院调研和教学,边推广汉语,边感悟生活。
陈静雯,行走西部,心系公益,用做义工和短期打工的方式深入当地生活。
余腾,申请首批澳大利亚对中国开放的打工旅行签证,边打工边旅行。
李青,去探寻世界各地不同的文明,深入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与神奇。
孙晓,到肯尼亚贫民窟为孩子们建造学校,将爱与希望播撒到那里。
“希望年轻人不要在社会的大潮中随波逐流,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中国间隔年公益基金”发起人乔新宇说,无论义工旅行,还是打工度假,或者在公益机构工作,年轻人可以有时间和空间安静地思考,“回归自己的本心,过真正属于自己的有意义的生活”。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公众推广部部长顾蒸蒸认为,“中国间隔年计划”有别于传统公益项目,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间隔年计划”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所有的计划都需要申请者去设计和实施,“对于即将走向社会的大学生非常重要,可以极大地促进他们个人能力的提升。”
“虽然‘间隔年’的概念是舶来品,但是‘间隔年’的意义和价值不分国界和地域。”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杨春雷认为,“‘中国间隔年计划’开启了助力青年人成长的全新模式。”
“如果不旅行,你会永远生活在书本和别人的经验里”
三月的北京,一个春光和煦的午后,阳光照进这个不大的四合院里。湛蓝的天空下,几名身着黑色帽衫、蓝色牛仔裤的年轻人正在忙碌着,红扑扑的脸上泛着快乐与自信……这是位于东城区后圆恩寺的“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旧址,曾经感动过无数中国人的“大眼睛”——“希望工程”就诞生在这里。这个下午,这里又会因为几名勇敢走进“间隔年”的年轻人的分享与感悟,来见证首个“中国间隔年计划”。
随着PPT上一张张动人的照片翻过,回放的经历让廖小涵有些激动。“在‘儿童之家’,修女和护工们知道每个孩子会被怎样的方式逗笑,并且传授给义工经验……很多很多细节,让我觉得这不是儿童福利院,更像一个城堡,住着很多的小公主、小王子,每一个孩子都很珍贵,有很多慈祥的母亲疼爱着他们。”
2015年中山大学应届毕业生廖小涵,偶然获知“中国间隔年计划”公益项目,于是便递交了申请,“运气眷顾,让我成为受助大学生之一”。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蕾莎修女建立的“仁爱之家”,在印度城市加尔各答已有70年的历史,每年会有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义工到这里志愿服务,廖小涵把自己的“间隔年”选择在了这里。
10月下旬,“带着祝福与嘲讽,我出发了”。
在“仁爱之家”,廖小涵首先被分配到“儿童之家”残疾部进行志愿服务。那里的儿童大多在出生时就患有先天性疾病,被父母丢弃在街上或“儿童之家”门口,由修女和有专业复健技能的护工照顾。
记得,每天早晨祷告完毕,护工阿姨们会把孩子抱着围坐成圈,用一首歌串起孩子们的名字,悠扬的It’s so wonderful so wonderful laaa(这是如此美妙,如此美妙)……“会让我想到小时候妈妈给我唱的曲子,温柔婉转。”随后护工阿姨和修女们会大声地互道早安,“积极的情绪会让你一大早便感受到活力与希望。”
刚开始,廖小涵用“带着一种厌恶的怜悯”来形容自己。随着对服务工作的接触,渐渐地,她开始卸下防备。
“儿童之家”的孩子虽然身有残疾,或者被父母抛弃,但他们也能感知这个世界,内心充满爱意。再后来,廖小涵在“垂死之家”服务时,体会更加深刻,“很多爷爷奶奶,即使被社会、被家人抛弃,在生命终结时,也会认真地说一句,‘谢谢,再见!’并不会对这个世界有任何的埋怨。”
“那一刻,我忽然发觉,他们的生活才是幸福的,因为简单,因为感恩,因为爱。所以,抛弃冗杂,轻装旅行,你会发现生活里什么才是最珍贵的。”
因为不喜欢自己所学专业,放弃保研、出国,更没有加入求职大军,大学毕业的廖小涵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间隔年”计划。当她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家人时,反对声一片。在作出N多保证后,家人才勉强答应。
廖小涵不会忘记,抵达加尔各答当天,机场等待时,认识的那名印度姐姐,“她看我人生地不熟,那天一直陪着我,办义工注册,找旅馆,带我熟悉环境,教我怎么坐公交往返修女之家和旅馆,在之后的日子里也会经常关心问候我的情况。”廖小涵说,“是她让我开始慢慢感受这里的温情。”
“这里只是一个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的国家,有恶人,也有好人。如果不旅行,你会永远生活在书本和别人的经验里,就像印度不是所有人都是用手抓饭吃,印度其实也没有所谓的飞饼一样。”
“旅行只能增加阅历,‘间隔年’却能改变思维方式”
“这是广西久仁小学,孩子们每天需要走一个小时来上学,吃的是玉米羹,米饭对他们而言极为珍贵,几乎吃不上。”
“这是在海拔接近5000米的地方。没有任何征兆的,我的头突然剧烈疼痛起来,没有多久,就开始有些思维不清晰了。又冷又累,感觉头都要离开身体了。高原地区,任何的病痛都是危险。那一刻,我真的只想‘活着’。”
“这是我睡过的最舒服的地方,即使再脏,能看到很整齐。荒野里,废弃道班孤零零地存在着。每一个骑友走后,都会带走垃圾,给下一位骑友留下整洁的环境。”
朋友喜欢称为“小疯子”的符小惠,给人感觉更像个“女汉子”。然而在分享中她几度哽咽,PPT上那名和蔼的老人不久前刚刚离去。符小惠记得,在骑行万里的途中,老人给予她的温暖和鼓励。
2015年大学毕业,符小惠没有考研,也没有选择找工作,而是跟两名骑友组队“环华骑行”,以此作为自己的“间隔年”之旅。一年里,符小惠皮肤由白变黑,但她说除了坚强,“被感动、去感动,被感恩、去感恩,被幸福、看见幸福,被爱、拥有爱”成了她一路走来最大的收获。
记得那天在青藏公路上,她骑了很久很久,又累又饿又渴,身体极度疲惫,“太阳晒得人仿佛要干掉。”这时远远地一个人冲她跑来,怀里抱着看不清的东西,“他冲我喊的时候,我没有停,可是他并不放弃,还是不停地追我。”符小惠停下车,只见那人把怀里的一瓶灌装饮料和独立包装的蛋挞微笑着递过来。
“谢谢,谢谢,不用了。”
那人并不放弃,说着听不懂的藏语。符小惠以为他是想卖她东西,便接过来。可是这时,那人转身就走。“我喊他等一下,掏钱给他。他并不接,仍旧说着听不懂的藏语,一个劲儿地推我离开。”
那一刻,符小惠泪奔了。
1995年出生的陈静雯是“中国间隔年计划”资助的8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本应就读大学二年级的她,用一年的时间为自己“间隔”。2015年暑假,当她的同学还在想着找一份工作实习,或者回家过暑假时,陈静雯却在思考“什么是我想要的人生”。
带着疑问,陈静雯出发了。从青海格尔木“徒搭”到唐古拉山镇,从拉萨到马来西亚,她一直在思考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许多人问她,“间隔年”去哪里旅行了?陈静雯笑而不答。她在文章里写道,“‘间隔年’不仅仅是旅行,旅行只能增加你的阅历,‘间隔年’却能改变你的思维方式。”
2016年3月21日,当太阳再次直射赤道的时候,李文旭在墨西哥坎昆结束了历时206天的“骑行美洲”旅程。他是2015年获得“中国间隔年计划”最高额5万元资助的学生。
李文旭至今还记得差点站在死亡线上的感觉。那天沙漠骑行时,一直在路上的他没有找到水和食物补给点,嘴唇干裂甚至已经出现幻觉。“现在回到城市,水触手可得。当你在干渴不已的时候,才会怀念水;当你在野外露营,听到土狼的嚎叫,才会怀念床。你会发现日常生活中的东西,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半年里,李文旭历经了危险,也被欺骗过。在快到墨西哥城的时候,他骑着车被夹在两辆大卡车中间,车头稍一偏移就会撞上卡车,卷入车底。离开墨西哥城去往危地马拉的前夜,他被一个相处了20多天的女生骗走了1000多比索(大约370元人民币),“信任和感情的伤害让我至今心有余悸。”
骑行结束那天,李文旭在坎昆遭遇一场大雨,他说,“回到这里,我整个人都是新的,被雨水洗刷得干干净净。”
“在年轻人与社会融合的过程中,要有一个允许试错的机会”
“我年轻时,没有像李文旭那样有着清晰的规划。”听了讲述,乔新宇赞叹,“这或许就是‘间隔年’最大的意义,就是要你想清楚,你要过怎样的生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乔新宇眼里,对于进行“间隔年”的年轻人来说,利用足够长的时间,远离原有的生活环境,做一些虽然简单但是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历程之中的那些思考和感悟,会成为他们一辈子的财富,“就像海明威谈到巴黎时所说的,‘如果你年轻时候来过巴黎,那么巴黎将是一场流动的盛宴,在你的一生中,始终陪伴着你’。”
被朋友笑话“一直在间隔”的乔新宇走过很多地方,在他眼里,“中国人总是忙忙碌碌,纠结于各种人际关系和所谓成功与否之中,忽略了人生的本质。”他认为,“在‘成功学’主导下,大多数年轻人会随着社会大潮重复这样的生活方式,失去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简单快乐的能力。”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所所长邓希泉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间隔年”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兴起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也是一种新潮的生活方式,“在年轻人与社会融合的过程中,要有一个允许试错的机会。”
不过,邓希泉也指出,目前国内配套制度的不足,让“间隔年”的实施面临一些困难和风险。比如就业和升学的压力,让许多大学生不敢选择“间隔年”。青年人在实施“间隔年”的过程中,依靠自己能力打工赚钱的难度较大,机会较少,以及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会遭遇诸多风险。
3月29日“间隔年”周年分享会上,“中国间隔年计划”与长江商学院签署了“导师合作备忘录”,双方共建导师制,长江商学院将从长江校友中选择合适的人选,为每个获得资助的大学生配备一位具有丰富人生阅历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导师,更好地对他们进行精神支持和实践指导。作为中国首个资助年轻人实施“间隔年”的专项基金,2016年“中国间隔年计划”招募4月15日启动。
结束印度义工之行的廖小涵,如今在广州一家NGO(非政府组织)实习。今年8月,她将作为2016年奥运会志愿者前往里约热内卢。立志从事公益事业的廖小涵告诉记者,“并不是身边有很多同行的人才会有安全感,很多时候你必须独自一个人前行。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没有需要去模仿的人生。”■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强晓玲 实习生方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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