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说

　　李向东 王增如 著

　　第一次接受“组织”分派的工作

　　1931年4月10日回到上海，丁玲立即拿起笔，她要抒发巨大的苦痛，23日写出《从夜晚到天亮》，这是那时生活和心情的写照，两周后又写出《一天》。

　　《一天》，是胡也频去世后丁玲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它和也频去世前丁玲最后的小说《一九三○年春上海》，都描写了知识青年投身革命后的经历和思想感情变化，但两者有巨大差别。写《一九三○年春上海》时，丁玲即将做母亲，也频兴致勃勃地飞速进步，她心情愉悦，描写的革命，是美好高尚的工作，带有理想色彩，她笔下的革命者，既生气勃勃满怀理想，又风度翩翩满腹理论，大都生活优裕，起码吃穿不愁，且不乏感情生活，带有一股小资味。写《一天》时，丁玲丧夫别子，在家乡又听到一些大革命失败后的农村故事，更多看到了革命的残酷一面。《一天》写出了革命的艰难和革命者面临的困难。刚刚离开大学的21岁青年陆祥，住到沪西工人区去发动工人，这里的场景空间不再是《一九三○年春上海》里的书房、客厅、商场、咖啡馆、电影院，而是拥挤混乱、嘈杂的工人居民区，陆祥的工作，也完全不同于若泉、望微那种飞行集会滔滔演讲轰轰烈烈的模式，而是深入下去，工人区的“种种生活于他实在不习惯”，工人不信任他，不欢迎他，辱骂甚至驱赶他，而他“为了一种自觉，一种信仰”，并不气馁。小说结尾，陆祥决定“写出在这时期的一段困难的工作，而尤其应该表现出的，是一种在困难之中所应有的，不退缩、不幻灭的精神”。

　　为了生计，她想出一本集子，但只有两篇 《一九三○年春上海》，为凑够字数，又编进也频的两篇小说《一个人的诞生》和《牺牲》，却不能署他的名字，丁玲把这本集子冠名《一个人的诞生》。沈从文拿给北平新月书店，5月就出版了。丁玲写了《自序》，表面说自己的作品被评论界冷落，实际不满于一些不够朋友的文学界朋友。她说从《梦珂》到现在三年半了，自己的写作态度一直不马虎，“这应当得到相当的谅解和承认”，“你们应该不放弃你们的责任”，“应该忠实坦白地说出你们的意见，给我严正的批判，勉励我，鼓舞我，推进我，指导我”，“可是三年来，历史给我的是失望”，虽然接到一些年轻读者的来信，但“我希望我不是只属于一些刚刚踏到青春期而知愁的大学生”。丁玲藉此表述了世态炎凉、寂寞孤独的心境。朋友都躲避了，“在这种无援的情况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环龙路租了三层楼上的一间小房子，寂寞地过着一天又一天”。（丁玲：《魍魉世界·被捕之前》）

　　沈从文因为营救胡也频，耽搁了武汉大学的工作，5月16日去了北平谋职。丁玲说：“偌大的上海，只有李达夫妇是我唯一亲近的熟人了。”李达劝她老老实实写文章，无论如何不能再参加政治活动了。“我很需要他们的友谊。除了他们家我能够常去坐坐，打发一点时间以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人家我可以去了； 但去了以后，又不能完全讲心里话，便越发感到孤独。”

　　一天晚上，冯雪峰、潘汉年来看她，丁玲提出要去江西苏区。她晚年回忆说，潘汉年“要我跟他走，做他所从事的工作。我心里想，我这个乡下人，湖南人，又倔，能做他那样的工作吗？我自知不行，不能做”。1931年5月，潘汉年由文化战线转入安全保卫战线，调任中央特科领导岗位并兼任情报科长，正在筹建情报队伍。过了几天，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约她在兆丰公园见面，丁玲再次表明心愿，张闻天表示理解，叫她等候消息。她给雪峰写信说：“我不是说我一换了个地方，我才有前途，然而恐怕事实是这样，丁玲不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她须要环境给她帮助，所以我是在从看见了闻起，便感觉得非常快乐。”原信藏上海鲁迅纪念馆。这个“闻”，想必就是张闻天。

　　但是不久冯雪峰却来通知她，中央宣传部决定要她留在上海，创办并主编《北斗》。这实际是雪峰与鲁迅、瞿秋白、茅盾等左联领导层共同商量后，做出的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对策之一。

　　丁玲这是第一次接受“组织”分派的工作，是丁玲走出书斋投入实际工作的转折。她在晚年曾经说过：1931年之前，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雪峰告诉她，杂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尽量像是个中立的刊物，“因为你一红，马上就会被国民党查封”。

　　找作者拉稿子，她第一个就想到沈从文，他的朋友多且多为“灰色”，大都不喜欢参加政治活动。丁玲立即写信说，有个小书店请我编一个杂志，起始非得几个老手撑台不可，如有几位女作家合作就更好，冰心、凌叔华、杨袁昌英、任陈衡哲、淦女士等，都请你转请，望她们都成为特约长期撰稿员。沈从文自然尽力帮忙。

　　丁玲要联系作家，看稿子，跑印厂，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增加了姚蓬子和沈起予。沈起予懂日文，负责论文和译稿。姚蓬子负责排版、印刷及校对。丁玲笑言：“姚蓬子跑印刷厂，所以第一期他的稿子发头条，第二期他的稿子还是发头条，他管排版嘛！”创刊号的头条就是姚蓬子的小说《一幅剪影》，丁玲的《水》排在第三。

　　《北斗》是左联机关刊物，左联执委会上讨论过《北斗》的编辑工作。1931年9月20日，创刊号由上海湖风书局发行，茅盾说：“创刊号上发表文章的不仅有左联的作家，也有冰心、叶圣陶、郑振铎、徐志摩等非左联的作家，这对于当时的国民党官办文艺是个很大的震动。”丁玲说：“雪峰后来转告我，说张闻天同志看了创刊号后说，找丁玲来办刊物没找错，她能团结人，别人愿意支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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