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

　　我的老家在福建莆田，家乡的方言是莆仙话，属于南方方言中的闽方言。春节长假我通常都回家乡，陪同母亲等亲人一起过年。亲戚朋友相互拜年贺新，谈天说地，其乐融融。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住在市区的亲朋好友变得越来越爱说普通话了，往往是常驻在北京的我说莆仙话方言，而常驻在莆田的他们却宁愿说普通话。更加令我惊诧的是，年轻的一代，从孩童到青少年，有许多人不大会说自己家乡的方言了。他们只能用不很标准的方言说几句简单的诸如问候的话，却难以用方言叙事说理，更说不来方言俗语。家乡的传统戏剧他们看不懂，也谈不上喜欢。家乡的传统习俗对他们而言只是年节的热闹，他们并不理解也不想去了解。

　　莆仙话的使用人口大约有300多万，在南方方言中不算多。年轻一代方言退化的情况是否有一定的普遍性？通过我的了解和调查，总体上看，我国农村居民日常生活基本上使用方言，城里的中老年人说方言的多，但城市年轻一代方言退化已有明显的迹象，其中小的方言区比大的方言区严重，大中城市比小城市严重，南方方言区比官话方言区严重。城市里的一部分青少年不常说、以至于不大会说方言，从小离开原籍的青少年大部分不会说家乡方言。城市家庭中，年轻一代与父母的沟通较少使用方言，部分家庭由于父母的方言不同而不讲方言。城市小学、中学不教方言，部分学校实际上禁止方言。在职场中，人们来自五湖四海，不讲方言成为一种潜规则。城市里青少年在公共场合讲南方方言的，在广东多一些，在其他南方方言区比较少。四川的方言属于西南官话，分布地区广阔，目前仍相对普及。

　　一种担忧涌上心头：多少年后，那些承载着厚重文化的美丽的方言会不会逐渐衰落甚至消失？

　　一、汉语方言众多，历史悠久

　　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中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一般认为，汉语可以分为七大方言：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其中，官话方言又称“北方方言”，其他六大方言可以合称“南方方言”。总体来说，官话方言内部差异较小，使用不同官话方言的人能够互相通话；南方方言和官话方言以及南方方言内部分歧较大，使用南方方言和使用官方方言的人以及使用不同南方方言的人往往无法通话。

　　一个大方言区内部仍存在语言差异，因此方言之下又分次方言，次方言内部还可以再分为若干土语。例如，闽方言分为以下七区：闽南区、莆仙区、闽东区、闽北区、闽中区、琼文区和邵将区。闽南区又可再分为泉漳、潮汕、大田三片。

　　二、方言是社会长期发展变化的产物

　　汉族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程度不同的分化和统一，因而逐渐产生了汉语方言。方言形成的因素很多，有社会、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因素，如长期的小农经济、社会的分裂割据、人口的迁徙、山川的阻隔等；也有语言本身的因素，如语言发展的不平衡、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导致的相互影响等。早期的江南广大地区主要是古越族的居住地，人们使用古越语，与古汉语相差很远，不能通话。后来，北方人几次大规模南下，带来不同时期的北方古汉语，分散到江南各地区，于是逐步形成彼此明显不同的六大方言。现在南方方言之间差异形成的原因有三：一是北方汉语与南方古越语在彼此接触之前，其内部就有各自的地域方言；二是北方汉语南下的时间不同，不同时期南下的汉语本身就不相同；三是南方各方言所在的地理和社会环境相对独立并且存在差异。

　　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异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语音方面尤为突出。其中官话方言是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方言，二者的语音、词汇、语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南方方言没有官话方言的地位，与普通话的差别也较大，但它分布的区域很广，使用的人口众多，具有自身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能够满足本地区社会交际的需要。此外，南方方言还保留了不少古代汉语的特征。例如，莆仙话把“我们”“你们”“他们”称作“我辈”“汝辈”“伊辈”，把“昨天”“今天”称作“昨暮”“今旦”，把“女婿”称作“子婿”，这些应都源于古代汉语。

　　三、方言承载厚重的文化

　　方言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它是地域文化的载体，表达地区的文化特色；也是传统文化的活化石，传承宝贵的文化遗产；还是植根于民间的文化形态，具有深厚的民间文化土壤。文化包容性越大，越有魅力和影响力。方言理应得到珍惜和保护。

　　举例来说，流行于民间的俗语，包括谚语、俚语、歇后语等，往往地方色彩很浓，成为方言词语。莆仙话用“拗手骨”表示“不给面子”，用“三岁两秋”表示年龄幼小，用“程咬金三下斧”讽喻某人本领低下，用“嘴尖”比喻“多口多舌”，用“花嘴”比喻“花言巧语”，都十分生动贴切。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说“方言土语，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

　　方言所体现的地方特色是普通话无法比拟的，例如东北方言，其简洁、生动、形象、富于节奏感的特色，与东北人豪放、直率、幽默的性格相当吻合。“二人转”如果离开东北方言，那一定无法“转”动。

　　在文学艺术上，方言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胡适先生认为：“国语的文学从方言文学里出来，仍需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它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才有标准的国语。”文学史上的许多经典作品巧妙运用了方言口语，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二拍》《红楼梦》《儒林外史》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也在他的作品中娴熟使用了家乡话高密方言。

　　语言文化遗产有特别重要的保护价值。这首先在于语言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其本身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语言是特定族群文化的重要部分，体现着一个族群对世界的基本认知方式和成果，通常被当作构成一个民族的标志性元素之一；同时，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一个族群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累的大量文化信息。在中国，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是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基础，保护汉语方言则是保护不同地域文化遗产的基础，同时也为普通话的健康发展提供资源和保障。作家王蒙曾经谈到对语言的见解：“一种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文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群，是一种生活的韵味，是一种奇妙的风光，是自然风光也是人文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