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编剧赵冬苓参加山东团分组审议。图/CFP

　　不少人知道赵冬苓，是因为她的编剧身份，比如电视剧《红高粱》。而在另一个身份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过程中，她成功“跨界”。

　　2013年，赵冬苓联合31位代表，提交《关于终止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议案》。这份议案也被称为当年两会“最有含金量的议案”。

　　2014年，赵冬苓再提议案，希望5年内税收立法权收归人大，建议有关方面给出路线图和时间表。

　　两份议案，使税收法定原则广受关注。

　　2015年全国两会上，对立法法的修改高票表决通过。事关民祉的“税率法定”条款重回立法法，并最终通过。全国人大明确表示，在2020年之前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今年议案】

　　税收法定权力若下放应给地方人大

　　新京报：你对目前税收法定的进展怎么评价？

　　赵冬苓：国家提出的目标是要在2020年之前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时间很紧。原则上是没问题了，很大的程度在于怎么落实，会不会走过场。

　　新京报：那么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具体实现路径，你有什么建议吗？

　　赵冬苓：立法法通过之后，一度觉得问题好像解决了。但专家又指出了新的问题，又有新课题需要探讨。首先我建议全国人大成立预算委员会，充实专业力量，专攻这方面的问题。有些观点称，想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我想权力下放的话，也应该下放给地方人大，不能给政府。

　　在这个问题上，人大预工委也和我交流过。实现税收法定，首先以后的税收要经过立法，现在通过条例收的税不能不让收了，而是要上升为法律。那这个过程，是直接上升为法律，还是要经过论证？只走一个形式意义不大，法律要经过充分论证。在没上升为法律之前，我提出只能减税，不能加税。

　　新京报：今年你还会继续关注税收相关的问题吗？

　　赵冬苓：会。去年我提的预算委员会的问题，全国人大解释了一下现状，主要是牵涉到机构改革比较复杂，暂时没有解决的条件，但我还想继续提，继续呼吁。因为有专家告诉我，广东已经有很多市成立了预算委员会，而且运行得很不错。

　　【关注契机】

　　“国五条”后楼市爆棚 引发对税收关注

　　新京报：税收法定是专业性很强的一个话题。你作为一位编剧，为什么会成为这一领域的民意捍卫者？

　　赵冬苓：机缘巧合吧。2013年我刚当选人大代表，恰逢“国五条”实施，许多地方二手房交易市场爆棚，夫妻甚至为此离婚。这个现象当时引发了我对税收问题的关注。“国五条”是完全合法的，但各地在实施过程中也显示出一些不严肃性。

　　新京报：为了“跨界”，你进行了怎样的知识储备，做了哪些调研？

　　赵冬苓：我是外行，第一个议案的起草是在财税专家的帮助下完成的，北大的刘剑文教授亲自帮我修改。从那之后，“人找人”的，不知不觉我就认识了很多财税专家。

　　新京报：所以你觉得人大代表的专业背景是否重要？

　　赵冬苓：我觉得从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来说，代表都拥有一定的专业背景是很难的，大部分代表不可能是专家，专家的数量太少了。

　　从人大的角度来讲，谈到税收立法时，也会有专家说你把税收立法权给人大，人大也没有这种力量啊。确实人大代表的产生、构成、制度设计中，缺乏这方面的专业力量。所以后来我和一些学界的人商量，建议人大成立预算委员会，充实这方面力量。

　　新京报：关于税收法定的议案，你跟主管部门、比如政府官员接触和沟通过吗？

　　赵冬苓：完全没有。这几年我提任何建议，都没有征求过政府官员的意见。我觉得我是人民的代表，我要代表的是民众、社会、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