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风采》发表文章《邓小平可圈可点的若干个“最后一次”》中记述了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应卡特总统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2月6日至8日，在访美归国途中邓小平访问日本。他向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通报了访美情况，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形势、亚太地区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这次访问美国和日本，是邓小平最后一次正式出国访问。现对文章摘编如下：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中美两国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公报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决定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为了进一步增进中美双方的了解、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应卡特总统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受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在白宫外的草坪上，卡特总统以适合邓小平真实地位的礼仪，隆重欢迎这位30年来第一次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卡特为欢迎邓小平访美举行国宴，宴会厅装饰着特地从卡特总统故乡———佐治亚洲运来的1500株红色和粉红色的山茶花。

　　邓小平在欢迎宴会上祝酒时说：“我们两国曾在30年间相互处于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顺利地达成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不仅如此，还在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地作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

　　在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与卡特总统进行了深入、坦率、诚恳的会谈。会谈中，邓小平同卡特就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

　　邓小平指出，今天的世界很不安宁，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第三和第二世界应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这一反霸统一战线，坦率地讲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个主要力量，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在尽自己的责任方面有某些不足。苏联在世界各地扩张，特别是利用古巴在非洲插手，支持越南侵柬，没有受到应有的遏制和惩罚。结果，世界形势可以说一年比一年紧张。苏联终究是要发动战争的，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可能推迟战争的爆发，如果无所作为，形势会更加复杂。我们希望同美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做各自应做的工作。卡特则指出，美国对以下两点特别关心，一是东南亚地区连同印度洋北部一带直至非洲大陆的不稳定局势，以及某些外来势力乘机加以利用的倾向；二是苏联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他表示同意中美加强合作，在一些麻烦的地区协调行动。

　　越南侵柬问题也是中美会谈的一个重点，邓小平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苏联战略部署的一个部分。苏联在这一带的做法犹如一个哑铃，一头通过越南搞印支联邦，推行亚安体系，另一头通过控制阿富汗、伊朗、印度、南下波斯湾，连接两者的马六甲海峡，苏联也正设法加以控制。这样，苏联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扩张就将连成一体。对苏联的这种战略部署，如不加以破坏，就会造成更大的麻烦。越南建立印支联邦的野心由来已久。从战略全局考虑，有必要对越南的这种狂妄野心给以教训。只要步骤适当并有限度，我们估计，苏联将难以作出很大的反应。就是从最坏的方面考虑，中国也顶得住。对此，卡特总统表示，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他想同自己的顾问们研讨后再说。

　　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中国是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但不能承担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因为那样反而不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在谈到国内问题时说：正确政策的持续不是由个人因素可以保证的，关键在于这些政策是否正确，人民是否赞成，对人民是否有好处。如果这些政策是正确的，对人民有好处，又得到人民的支持，政策的持续就有了根本的保证。既然我们现在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采取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都是正确的，可以肯定，这些政策会继续下去。

　　最后，邓小平希望中美两国人民能够千秋万代地友好下去，能在维护和平和发展经济这两个方面进行合作。

　　两国领导人经过几天来的磋商和会谈，1979年2月1日，双方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该《联合新闻公报》说：“双方认为，两国社会制度的不同不应妨碍彼此加强友好关系和合作。”

　　邓小平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全面推进中美在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为中国刚刚兴起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中美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联系两国的纽带的恢复，为促进中美人民的了解和接近，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技术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因此，在访问期间，中美双方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在教育、商业、空间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以及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馆的协议。双方还同意为互派常驻新闻记者提供方便，并决定就签订贸易、航空和海运协定进行商谈。

　　所有这些都是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种生动、形象、有效的宣传，也宣传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消除了一些人对中国的误解，使中美关系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强劲的动力。

　　访美期间，邓小平走访会见了数以百计的国会议员、州长、市长以及企业界和政治外交界的知名人士；出席了众多的活动，在不同的场合向数千人直接发表讲话，并回答了一批又一批记者提出的问题，尤其是2000多名新闻记者乐此不疲跟踪采访和报道了邓小平的活动，美国三大全国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则全变成了“邓小平频道和邓小平时间”，在邓小平前往访问的亚特兰大、休斯顿和西雅图，当地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用中文通栏标题表达了对邓小平的欢迎，并以大量篇幅报道邓小平的访问活动。邓小平以其超人的智慧取得了超出预想的成果，更以其特有的魅力，掀起了美国全国性的“中国热”。这是30年来的第一次，这种影响力对于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

　　1979年2月5日，邓小平结束访问离开美国。这次访问的历史意义首先在于，它迅速地提升了刚刚正常化的中美关系，使两国关系在各个方面都开足马力迅速地发展起来，对发展中美友好关系以及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月6日至8日，在访美归国途中邓小平访问日本。他向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通报了访美情况，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形势、亚太地区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这次访问美国和日本，是邓小平最后一次正式出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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