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网网站截图

　　 未来网北京2月16日电（记者 李盈盈）2016年新年后第一个工作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公之于众，留守儿童问题再次引发全国的高度关注。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孙云晓认为，亲情缺失是留守儿童的致命伤，而对儿童是否友好是检验一个地方或国家是否文明的重要标准。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首席教育专家、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知心姐姐”卢勤表示，国务院通过发文的形式吹响了“集结号”，希望依此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确保农村留守儿童得到妥善监护照料、亲情关爱和家庭温暖，让每个孩子都生活在阳光下，意义非常重大。

国务院吹响“集结号” 号召全社会关爱留守儿童

　　 随着春节的结束，一大波进城务工人员在与家人孩子短暂团聚后，再次走上天南海北的工作岗位。和春运大潮一同被关注的是那些站在村口望眼欲穿、渴望与父母团聚的儿童，以及春节后孩子们与父母依依不舍的惜别画面，这些场景无数次在人们的脑海中重播，挥之不去。父母进城，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这些孩子也成为我国推动城镇化建设中难以避免的伤痛，留守儿童问题一直刺痛着人们的神经。

　　 如何让6100万儿童不再留守？让他们享受亲情，不仅是每个家庭的期望，也是全国上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卢勤表示，国务院这么高规格地为留守儿童保护工作发文，尚属首次，足见国家对留守儿童问题的重视程度，这6100万留守儿童不仅是个巨大的数字，更是国家的未来与希望。

　　 童年缺失爱的孩子，成长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对于国家而言，童年缺失爱的孩子不是财富就是危害；对于家庭而言，他们挣到了钱，却失去了孩子的未来；对于个人而言，他们虽然在成长，爱的缺失会让他们心理充满怨恨。

　　 卢勤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2015年，她去江西兴国县调研时遇到一个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留守儿童，13岁的小姑娘多次站起来想说自己的愿望，最后还是坐下了，没有勇气说出来。最后在“知心姐姐”的鼓励下，小姑娘说：“我想吃一次生日蛋糕，希望生日这天妈妈能打电话回家祝我生日快乐！”

　　 卢勤说，尽管这是一个看似再简单不过的愿望，然而她却没有人可以倾诉，没有人知道她的心里需要什么。一旦到了青春期，她的这个愿望无法满足时，她肯定不会再向任何人提起，而是把它压在心里，成为永远的心病。

　　 哈佛大学一项持续了76年的跟踪研究，得出生活在爱、温暖、亲密关系中的人才能成为人生赢家，认为爱、温暖、亲密关系是人生最重要的开场。

　　 值得庆幸的是，《意见》把关爱留守儿童提升为全社会的工作，希望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加大工作力度，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农村留守儿童得到妥善监护照料和更好关爱保护。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说：“这6100万少年儿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建设者和生力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他们的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人力资源的供给和社会稳定。”

　　 专家：家长是留守儿童第一监护人不容置疑

　　 孙云晓表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需要家庭、社会、政府三位一体，但是家长的作用无可替代，家长是儿童的第一责任监护人。

　　 正如《意见》中所言，落实家庭监护主体责任，监护人要依法尽责，在家庭发展中首先考虑儿童利益，确保农村留守儿童得到妥善监护照料、亲情关爱和家庭温暖。

　　 孙云晓认为，孩子最需要的是亲情与关爱，而不是关心他们的学习与生活。如果一个长期身在外地的家长一打电话就问孩子的学习如何，是否吃得好等等，自然无法走进孩子的内心，久而久之，孩子就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不愿和家长交流沟通，这也为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出现心理问题埋下了隐患。“小学三四年级和初二青春期的孩子最需要父母的关爱，尤其母爱的缺失对孩子的伤害最大。”孙云晓补充道，亲情缺失是留守儿童的致命伤，类似毕节留守儿童自杀等因留守而酿成的悲剧，其最本质的问题是亲子依恋缺乏导致安全感低下，从而产生自卑甚至绝望。

　　 “尽管不能简单地把留守儿童等同于问题儿童，但是，缺乏亲子依恋情感的孩子难以建立安全感和幸福感。作为孩子的第一责任监护人，父母外出时，应该把孩子的监护安排到位，指定给有能力的人。”孙云晓如是说。

　　根治6100万留守儿童问题 需要彻底的城镇化

　　 目前公布的我国有6102.55万农村留守儿童由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样本数据推算得出，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占全国儿童的21.88%，即全国每5个孩子中，就有1个农村留守儿童。

　　 从90年代后期开始关注、研究留守儿童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段成荣教授表示，按照国家公布的数据，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2.21亿，2014年底，全国流动人口增加到2.53亿，增长超过10%，据此大致推算，如今的流动儿童可能有7000万之多。城镇化进程和人口迁移的不彻底，使劳动力进城后，把老人与孩子留在农村，从而导致留守儿童的大量产生。只有让一个家庭完全进城，才能从根本上让留守儿童消减。

　　 《意见》明确指出，要为农民工家庭提供更多帮扶支持，引导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从源头上逐步减少留守儿童。

　　 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为其监护照料未成年子女创造更好条件。让符合落户条件农民工及家属落户，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要纳入保障范围，满足家庭基本居住需求。完善和落实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在输入地参加中考、高考政策。

　　 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制定和落实财政、金融等优惠扶持政策，采取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措施，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提供便利。

　　 张旭东认为，首先，《意见》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推进城镇化进程致，贯穿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指导思想。一方面，从传统的、粗放的城镇化模式走向一个更高水平的城镇化，实现完整意义上的人口迁移；另一方面引导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是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农村居民得以在本土生活安定富足，建设一个城乡协同、权利平等、和谐交融，以人的福祉为终极关怀的发展模式。

　　 其次，《意见》体现国家高度重视少年儿童的成长，更加注重少年儿童公平发展的机会，在利益均衡中突出了“儿童利益优先”原则。

　　 2016年地方两会代表委员为留守儿童代言

　　 湖南团省委统战联络部部长、政协委员钟娜在2016年地方两会上，提交了《关于改善我省贫困地区留守儿童安全与情感发展环境的提案》，恰好与《意见》精神一致。她认为“家庭教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父母是儿童最主要的情感支撑来源，应引导父母重视情感沟通，学会真正关心子女的生活和学习，不仅仅从浅层关注子女的经济需要，更要在情感上投入，对子女‘嘘寒问暖’，深层次关心孩子的情感需求。”

　　 在2016年河北两会上，河北省政协委员郑军英提交的提案指出家庭收入低、家庭教育缺失、监护环境差、学校教育管理不到位、社会救助不完善等是造成留守儿童生存与发展困境的原因，建议做好留守儿童教育帮扶工作。

　　 郑军英还提出留守儿童教育帮扶工作需要整合社会资源，建立监测、预防、发现、报告和干预机制，与《意见》中完善父母、乡镇、学校社会等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不谋而合。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段成荣说，实现让儿童不再留守的目标，主要依赖政府的顶层设计，切实落实儿童权利公约里的“儿童优先”原则。

　　 《意见》中“不得让不满十六周岁的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生活”是与国际接轨的做法。美国许多州规定，父母不能把13岁以下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

　　 张旭东说，留守儿童的保护，实际上是儿童保护的一个侧面，需要制度设计来“托底”。国外儿童保护工作做法虽不可机械照搬，但可以借鉴其思路，即以法律为依据，强化家庭主体责任，由政府牵头、社会组织共同构建儿童服务体系。

　　 首先，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儿童保护体系和儿童福利制度，并制订《儿童福利法》。

　　 从顶层制度设计到民间组织的扶持，国家需建立完善的儿童救助体系和福利制度，为未成年人织一张保护网。这要求有完善的法律保障。例如芬兰有具体的儿童保护法律法规，英国在《妇女及儿童福利法案》的基础上，贯彻“儿童福利至上”原则。

　　 其次，强化家庭监护责任，并细化转移监护权政策。

　　 最后，借鉴国外政府和民间组织的良性互动体系，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以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儿童保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