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至2015年江苏实际到账注册外资曲线图
2015年江苏经济发展成绩单在1月份该省“两会”期间披露。在一片飘红的数字中,一个“-13.8%”显得颇为扎眼,这是江苏2015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降幅。
自2004年以来,江苏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曲线接连多年呈上扬态势,顶峰出现在2012年,当年江苏实际利用外资达357.6亿美元,此后则逐年下降,2013年为332.59亿美元,2014年为281.7亿美元,2015年为242.75亿美元。通过数据对比发现,广东去年前11个月实际利用外资额已达245.13亿美元,超过了江苏全年数据。这意味着,江苏将连续12年蝉联大陆外资利用第一大省的宝座拱手让人。
“江苏无需为此太过担忧,这正是调整外资结构的好时机。”长江学者、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认为,制造业重资产,而服务业轻资产,这也是江苏长期以来都是全国吸收外资高比重区域的主要原因,但近几年长三角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等原因导致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或回流。在他看来,江苏利用外资要从制造业转向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非银行金融业、信息网络业等将成为未来跨国投资的重点,要密切关注这些领域的外资流入动向”。
记者注意到,持续重视产业结构调整的江苏业已重视培育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省长石泰峰在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将实施生产性服务业“双百工程”,促进现代金融、科技服务、信息技术、现代物流等重点产业加快发展,培育一批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发展壮大平台经济、文化创意、工业设计等新兴业态,积极打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
江苏外资利用风向标苏州下滑 “南重北轻”格局未变
作为江苏外资利用第一大市,苏州实际利用外资的情况可谓全省风向标。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从2013年开始至2015年的三年间,苏州实际利用外资额依次为87亿美元、81.2亿美元、70.2亿美元,较上年降幅分别为5.1%、6.67%、13.7%。这与全省数据的变化曲线保持了一致性。
苏州之后,南京、无锡、南通、常州分别以33.35亿、32亿、25.84亿、24.87亿美元跻身江苏省实际利用外资排行榜前五。其中,南京市实际使用外资规模已连续4年位列全省第二。而南京引资领域近年已出现调整,结构趋优:由原来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商贸零售等行业,逐渐向总部机构、金融服务、会展物流、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领域拓展。
南京市商务局相关人士接受人民网采访时强调,南京发展总部经济的政策吸引了不少外资总部机构落户当地,如南京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总部经济的意见》中,对经商务部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性公司或经商务部认定的国家级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给予500万元一次性奖励。而对江北新区获批国家级新区的利好,该人士表示,由于政策效应的滞后性,目前还没有出现外资大规模进驻江北新区的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十二五”以来,南通市实际利用外资每年都稳定在20-30亿美元,保持苏中地区领先。过去5年间,国家级海安、如皋、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南通高新区相继获批,全市新建跨江跨国合作园区4个,新批省级开发区(高新区)4个。拥有船舶、家纺2个国家级出口基地,叠石桥国际家纺城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获得国务院批准。这些都是南通大力发展开放经济的注脚。
在江苏外资经济版图上,“南重北轻”的地区差异仍未打破。相比之下,以引进台资为重点的淮安发展迅速,2015年协议利用外资21.7亿美元,实际到账外资12.1亿美元,同比增长5.1%,总量低于徐州位居苏北第二、增幅苏北第一。
泰州市去年全年注册外资实际到账10.66亿美元,同比增13.4%,呈现出较高的增幅。这与该市2014年推进外资审批管理模式改革有关。此番改革对于外商到泰州投资1亿美元以下的鼓励类、允许类项目,取消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核;将出资期限变更、出资方式变更等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并将现有备案权限全部下放至各市、区商务局;对符合条件者,当场颁发批准证书。
此外,盐城实际利用外资总量虽然有限,2015年只有7.95亿美元,但利用韩资的特点鲜明,中韩盐城产业园去年启动建设使得韩资利用平台再添新优势。盐城市商务局外资处处长王玲春介绍,去年盐城新批韩资项目50个,在新增外资项目中占比超过3成,数量同比增长1倍多,全市实际到账韩资同比增长了近4成。
专家观点:谁的服务经济发展强,谁吸收的外资就会多
江苏省委党校周明生、祖强、梁曙霞等前年曾在《江苏利用外资转型升级的挑战、问题和对策》一文中提出,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江苏的原有优势开始弱化,在利用外资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传统的利用外资路径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迫切需要实现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新阶段转变。
对于苏粤两省在外资利用上的表现,刘志彪教授提出,一要看外资结构,二要看产业结构。在吸收外资方面,广东开放早,吸收港澳台中小资本多;江苏主要吸收的是欧美日及台湾地区的资本。江苏外资利用的下降,刘志彪分析,一方面是由于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速度过快,使得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丧失市场竞争优势,外资企业不得不向其他低成本国家或中西部地区转移;另一方面,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对实体经济更加重视,纷纷提出要重塑制造业,鼓励制造业回流。
“2008年之后,广东对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代工模式进行了痛苦调整,当时迁移和倒闭了很多不适应的企业,如今到了收获阶段。”刘志彪认为,江苏与广东的产业差异在于,广东服务经济、创新经济比较强,多年前就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结构,江苏产业结构在去年实现“三二一”的根本性转变。“当今世界,谁的现代服务业比重高、服务经济发展强,谁吸收的外资就会多。占据服务业优势的广东就有可能占领吸收新型外资的新高地。”他说。记者注意到,前述省委党校文章也建议,江苏应抓住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中明确的服务业开放和上海自贸区成立的机遇,进一步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跨越式融合发展。
事实上,加大服务业利用外资的趋势在江苏已有显现。据了解,苏州市2015年实际利用外资70.2亿美元,其中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26.7亿美元,占38.1%。南京则更为突出,南京市商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南京市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已经从“十一五”时期的45.7%增至“十二五”的63%。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也是盐城外资投向新目标,去年其服务业利用外资项目62个,占42.47%。从全省看,来自江苏省商务厅的统计报告称,2015年全省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达到46.6%,比上年提高3.1个百分点,其中融资租赁等现代服务业同比增长8.6%,占服务业外资的比重达到44.0%。
刘志彪还认为,要想办法利用我国巨大的内需吸引外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敢小视中国市场,现在的关键是让国内市场不断增长,不能萎缩。”在他看来,未来要向高水平开放型经济迈进,就要将低端吸引外资的部分转移出去,往中西部转移,往“一带一路”上转移,这是供给侧结构调整的内容;中国企业要利用丰富的产能优势走出去,实现以我为主的价值链,这个反过来又会吸引外资进来,这是一个双向流动。
“没有必要对外资下降抱有太悲观的态度,我觉得前途是光明的。”刘志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