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市凤冈县副县长吴奇凌辞职的消息，连人民日报的官微都关注了，作为当地最年轻的县领导，发展势头正盛，但这位80后政坛新星为何此时选择了离开？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认真拜读了他的辞职报告，其中写了两点理由：一为尽孝，二为充电。

　　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吴奇凌“回到父母身边尽孝的愿望强烈”容易让人理解，但他已是博士学位在手，为何还要充电呢？

　　哎呀，咱真是孤陋寡闻了。据了解，这位小吴县长未来将会加盟一家总部在武汉的民营企业，用他自己的话说，“方便陪在父母身边，又能在市场中继续学习。”原来，“充电”是这个意思啊。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的一位小伙伴说，吴奇凌到遵义工作前，在武汉某高校担任学院团委书记，他将该院团建和文体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可谓是“业绩”卓著，在学生中声望很高。许多熟悉他的人都说，从基层干部做起，也不失为一种“曲线救国”实现“政治抱负”的好办法。然而，他如今又不走寻常路，弃政从商。听闻这一消息，一位当初看好他的小伙伴在网上感慨说：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算命先生曾帮他改了名字，还说他37岁会从商，当时大家觉得不可思议，没想到还提前了两三年。

　　这下才弄明白，原来尽孝归根到底只是理由之一，到市场“充电”的诱惑更大呀。所以，官员如果真的想走，必须得找一个不错的理由，不是么？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去年5月，湖北恩施纪检干部孙涌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充满诗意的辞职报告。他在文中期盼反腐之风“持续荡涤”，实现“权力进笼、海清河晏”。他也提到，辞职一事“仅与个人心性志趣有关”，还希望做一位称职的父亲，陪伴亲人左右。辞职信1200多字，文采飞扬、行文流畅。而这封“诗意辞职信”一天点击阅读量就超过了20万人次。2001年毕业就进入体制内的孙涌，辞去了纪检干部职务，此前他通过了司法考试，未来准备当一名律师。

　　当然，很多人并不具备所谓浪漫主义情怀，也不能完全寄情于文字，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官员也会考虑现实问题。比如，去年9月，济宁市长梅永红“不辞而别”，虽然没有提及辞职的理由，但他在任时就说过自己“收入加起来才7000多一个月”，抱怨“哪有像公务员这样的职业？”

　　无独有偶，2014年6月北京基层法官张伟晒出了辞职前的最后一张工资条：实发收入5555.8元。虽然在媒体采访中他一再强调，辞官“真不是钱的事儿”，但薪酬低促使很多人离开体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东部发达地区上海市亦有案例。去年浦东新区先后有两位副区长辞职，同年7月上海外事办副主任陈凯的名字也从该办网站上消失。当地小伙伴说，上海大型商业银行接纳处级干部的标准是年薪60万，厅级干部200万，只多不少，这样的“充电”机会诱惑不大么？

　　这么看来，收入不高已经成为官员辞职的一个重要诱因，不过，有些官员辞职还真不是为了钱 。习总在新年贺词中就鼓励我们，“只要坚持，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相较于上文的“向钱看”，有些官员的辞职则是在理想的驱动下完成的，湖南的副县长刘涛即是如此。

　　从北京大学走出的刘涛，先后在乡镇、张家界团市委、团省委、省委统战部工作，30岁出头就被任命为临澧县副县长。而正当官场春风得意时，他却辞务回乡创业。看着农村的日益破败，他忧心不已。“如果再不有所作为，这里就真正荒了。”回到农村种植红心猕猴桃的刘涛还调侃说，“自己终于当上了一把手”。

　　梦想还是要有的，而且人家都实现了。对我们来说，梦想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小伙伴们共勉吧。

　　新常态下，人才流动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同样，官员辞职也只是一个中性概念，没有必要过度解读，甚至贴上一些特别的标签。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80后”官员，他们的思想更加开放，观念中“官本位”思想更淡薄一些。所以，这些年轻力壮的官员更愿意放弃“铁饭碗”进行大胆尝试，从而重新考量人生的真正价值所在。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说，一个健康有活力的社会，必须在各领域都有精英存在，而不能让官场成为人才的抽水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务员热”让太多的青年才俊都冲着官场飞奔，其他需要人才的领域则缺乏活力。千军万马都去当公务员，注定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只有当官场流动成为常态，“官本位”思维被弱化，世人再看到官员辞职就不会再大惊小怪了。

　　不少公务员小伙伴们会说：“如果真的有发展，谁会下狠心走呢？”年轻干部希望快速成长的期许无可厚非，但切不可有投机心理。新版党政领导干部选任条例颁布后，片面搞年龄“一刀切”的做法被叫停，干部晋升节奏趋于平稳，选拔任用更强调履历完整，按部就班，一些早年被破例破格、走了捷径的年轻干部，进步速度放缓。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人离开体制，或许对单位、对个人，都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