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的最大黑手

　　在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带来灾难与恐慌的人类黑暗时刻，时时将自己定位为“世界领导国家”的美国，不但没有带领其他国家共同抗疫，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流行，反而不断甩锅推责，从上任总统特朗普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到现任总统拜登领导的美国政府施压世界卫生组织，把矛头再次指向中国，造成病毒溯源政治化愈演愈烈。自疫情暴发至今，美国将疫情污名化、病毒标签化、溯源政治化，违背科学常识、不顾全球民众生命安危。美国政治操弄新冠病毒溯源这一极其严肃的科学问题，使其成为美国政客在国内迷惑民众捞取政治资本、在国际上蛊惑人心打压中国的重要手段。

　　美国施压世卫组织 溯源政治化愈演愈烈

　　中国作为最早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国家，也是疫情初期受到严重伤害的国家。新冠病毒到底来自哪里，新冠肺炎疫情到底从哪里暴发，需要科学的溯源工作。今年3月，在中国全力支持下，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专家组来华开展新冠病毒溯源工作。在对大量数据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正式发布了中国部分的联合研究报告，得出新冠病毒“极不可能由实验室引入”的结论，为下一步全球范围内多国多地共同开展溯源研究指明了方向。同时，随着相关国家出现的早于武汉的确诊病例信息的披露，新冠病毒全球溯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得以彰显。

　　然而，7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向成员国通报的“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却又将调查方向转回了中国。这份起草过程缺乏透明度的工作计划忽略了当前最受关注的全球早期病例、冷链传播病毒等重要研究方向，与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决议要求、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的结论和建议相左。作为领导和协调全球抗疫的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为什么要提出一份不符合其第一阶段研究报告结论和建议的工作计划呢？

　　在这份工作计划中，我们不难看到从特朗普政府时期一直到拜登政府时期，在美国政客中盛行的“实验室泄漏论”的影子。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炒作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病毒，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已经得出病毒“极不可能由实验室引入”的结论之后，依然咬住不放。拜登在5月26日下令要求美国情报界在90天后就病毒起源准备一份“溯源报告”；今年8月出炉的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人有关新冠病毒起源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调查报告《COVID-19起源：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调查》也再次罔顾事实，提出了所谓“新冠病毒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谬论。

　　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实验室泄漏论”只不过是美国政客们在国内捞取政治资本的议题。但无论是美国总统拜登的命令，还是共和党人的报告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病毒溯源研究是严肃的科学问题，但报告却由政客、情报人员主导，基于先入为主的假设和捕风捉影的信息组合而成。这样的报告，不具有任何的可信度，仅仅是对相关信息有目的地排列组合，用作满足政治需要的工具而已。

　　回顾历史，这也是美国一贯的做法。1993年，美国炮制出“银河号”事件，美方言之凿凿中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将其截停于印度洋国际水域长达33天，最终调查确认“银河号”没有运载化学武器原料，最后不了了之。2003年，美国编织出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弥天大谎，并以此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如今，这种方式又被用在了新冠病毒的溯源上。世界卫生组织到底受到了何种政治压力，我们不得而知，但需要明确的是，病毒溯源工作是严肃的科学工作，为“实验室泄漏论”张目的“第二阶段溯源计划”是在对中国做“有罪推定”，这种溯源政治化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

　　新冠病毒全球溯源的中国部分已经得出结论，针对第二阶段溯源工作，我国也提出了中国方案。包括以世卫大会决议为指引，以科学家为主体，以证据为基础开展科学溯源；第一阶段溯源研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第二阶段不应再重复开展，重点应放在动物（中间）宿主引入、冷链传播等联合研究报告明确的“非常可能”和“可能”等潜在传播路径，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开展溯源研究；充分借鉴第一阶段病毒溯源工作实践、机制和方法，推动溯源工作有序、顺利开展；专家组应在第一阶段溯源研究专家基础上组建，充分尊重专家组成员的专业水平、国际声誉和实践经验等。

　　美国没有资格做病毒溯源的“教师爷”

　　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开始，美国及其盟友就不断地抹黑、甩锅中国，实现国内捞取政治资本、国际上打压中国的双重目的。病毒溯源是全球范围的，“实验室泄漏论”的始作俑者美国才应是重点对象，并且其存在大量疑点有待科学家调查。

　　近20年来，美国一直独自阻挡重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的谈判。2019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会议上，绝大多数缔约国都主张谈判一项旨在全面加强公约，包含核查机制的议定书。但是美国再次阻挡了重启核查议定书的谈判，美方的理由是生物领域不可核查，国际核查“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利益和商业机密”，有利于“工业间谍活动”。只要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框架下建立核查机制，就可以对各国的生物实验室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做出约束，谁遵约、谁违约就一目了然，一切问题也都会迎刃而解。美国在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至少200个生物实验室，是全世界在本土和海外拥有生物实验室最多的国家，在这些讳莫如深的地方究竟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致使美国强硬阻挠重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的谈判？答案意味深长。

　　从疫情暴发开始，美国等国就炒作中国“实验室泄漏论”，甚至歧视性地将新冠病毒称为“武汉病毒”等。在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病毒溯源工作中，武汉病毒研究所经历了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组的严格调查，并且得出病毒“极不可能由实验室引入”的权威结论。那么，既然美国高举“实验室泄漏论”大旗，是否应该让其臭名昭著、疑点重重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接受科学家们的调查呢？

　　德特里克堡有隶属美国国防部、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同级别的P4生物实验室，是世界上最尖端的毒素和抗毒素研究实验室之一。中国人民是细菌战和生化武器的受害者。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军731部队在中国东北进行了惨绝人寰的细菌实验和人体实验。二战后，德特里克堡居然聘请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为高级顾问，条件是免于追究其战争罪责。到目前为止，无论国际社会对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的呼声有多高，美国政府对该问题却始终讳莫如深。

　　2019年7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突然勒令关闭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的生物实验室，政府下令该实验基地停止所有对最致命病毒和病原体的研究。官方给出的原因是美国疾控中心于2019年6月对该实验室的检查发现，用来保护生物安全3级和4级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的标准操作程序中有令人担心的地方；生物防护实验室没有对员工进行定期重新认证培训；实验室的蒸汽消毒工厂出现了故障，并没有足够完善的系统对其最高安全等级实验室的废水进行净化。轻描淡写的几个原因，背后却令人触目惊心，这意味着在该全世界最高级别也是危险程度最高的P4生物实验室里长期存在问题。而美国强硬阻挠重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是否也意味着在其生物实验室里有着不可告人的惊天秘密呢？如果没有，为什么不像中国一样，接受病毒溯源调查呢？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美国的政客们并没有把民众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而是将疫情作为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致使美国的疫情防控节节失守。作为拥有全世界最高水平公共卫生系统的美国，居然成为全球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即便这样，美国政客依然没有把百分之百的精力放在如何提升国内疫情防控上，而是不断地借新冠肺炎疫情甩锅、抹黑中国。

　　全球唯一阻挠重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的国家、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生物实验室的国家、全球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如何能够主导病毒溯源这样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呢？美国没有资格对病毒溯源工作指手画脚。

　　戳破美国在新冠病毒溯源上的政治谎言

　　回顾历史，人类始终与传染病做斗争，从鼠疫、天花、霍乱，到艾滋病、SARS、埃博拉病毒，每一次传染病大流行，人类社会都要经历惨痛的教训。但是，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史，也是一部充满智慧的历史。全球化时代的传染病大流行，前所未有地需要各国的充分协调。在全球挑战面前，人类前所未有地需要精诚团结。

　　但是，从疫情暴发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充满偏见、狭隘和险恶的政治手段，企图将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打压中国的机会。在美国政客一步步地操弄下，新冠肺炎疫情早已超越了简单意义上的传染病全球大流行，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中国进行角力的筹码。疫情暴发初期，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关闭武汉这座千万人口城市的离境通道，实施了相当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最终使得中国成为目前疫情防控最成功的国家之一。而反观美国，热衷于党争的政客们就疫情防控政策意见不一，疫情就在国会的争论中逐渐恶化，于是不断炒作“中国实验室泄漏论”，把疫情防控失败的责任推往中国，就成了美国一些政客的最佳选择。

　　新冠病毒的溯源需要证据，应是科学举证的过程，需要由权威科学家组成的专家团队进行严格规范的调查。新冠病毒的溯源应是全球范围的溯源，而不应是仅仅针对中国的溯源，更不应该是“第一次没查出来，那就多查几次”的有罪推定。只有这样，全球抗疫才能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新冠肺炎疫情的结束才能迎来曙光。

　　国际社会绝不能让美国的政治操弄误导了世界的方向，将如此严肃的科学问题政治化，为美国的抗疫失败找借口，为美国甩锅中国找理由，更不能任由其施压世界卫生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我们需要在国际社会的适当场合、在国际舆论的各种平台戳破美国在病毒溯源上的政治谎言，让国际社会认识到美国是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的最大黑手，让各国人民看清美国借此打压中国的政治阴谋。

　　（作者:任孟山 陈强，分别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20级传播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