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溯源政治化：美国掩盖治理失败的卑劣“偏方”

　　【鸣镝】

　　当前，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正继续威胁全球的健康与安全。截至9月19日，全球累计确诊人数2.29亿，累计死亡人数470万；其中，根据美国疾控中心（CDC）汇集的统计数据，美国累计确诊人数41915285例，累计死亡人数670565例。就住院人数和重症人数来看，特朗普政府时期峰值住院人数为12.7万人，重症人数是2.8万人，8月20日的住院人数是8.5万人，重症人数是2.1万人。就数据发展趋势看，在不出现特殊因素干预的情况下，美国疫情再度面临整体性失控与崩盘的风险，是可能出现的较大概率事件。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非常清楚：美国的精英阶层不具备有效的治理能力，未能以一个正常国家面对流行疾病挑战时应有的态度，即遵循最基本的传染病防治的基本思路，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也就是综合运用医药与非医药的手段，对疾病的流行进行有效的管控。相反，对个人以及党派政治利益的精算，成为压倒性的优势考虑；这种精算的表现，就是将防控疫情所需要支付的代价，纳入选举政治的框架中优先考虑：这样做，能够在政治上得多少分，能够为政治人物以及政治党派增加多少在选举中胜出的筹码。基于这种考量，人们惊讶地发现，拥有压倒性物资、技术以及人才储备优势的美国，成为全球抗击疫情最糟糕的国家，超过67万美国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而美国政府甚至整个美国精英群体则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冷酷，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沿着政治化病毒溯源的错误道路，执迷不悟地走了下去。福奇博士在描述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疫情时说，疫情像一束光，照进了美国社会的最深处——他指的是大量没有得到有效医疗救治的美国普通民众被新冠病毒夺去了生命。对全球来说，疫情同样如一束光，刺穿了笼罩在冷战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身上的光环，让人们看清了被庞大的军备、先进的科技、发达的金融、华丽的民主表演所掩盖的美国政府无能而失败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

　　用预设结论的政治化病毒溯源为美国乃至西方治理疫情失败解套，目前成为美政治精英的显著攻势。在美国一些人看来，应对全球疫情的冲击和挑战，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甚至可以说，从一开始，政治属性就成为美西方应对疫情冲击和挑战的核心关切。2020年4月，法国《观点周刊》对美国知名学者福山的访谈，就已经披露了其中的“奥秘”：应对疫情，西方表现普遍不佳，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西方民主的滑铁卢？中国的表现是否可以再次证明中国治理模式的有效性？福山的回答明确而干脆，坚定地用所谓“国家能力”的概念取代政治制度，作为中间变量，将原先被西方认定为威权的新加坡、韩国等重新定义为“民主国家”，然后坚持否认中国取得的成绩具有任何的可复制性，以此规避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真正反思。这种“鸵鸟心态”，就可以解释一个看上去自相矛盾，但其实极其合理的现象，即美西方政治化病毒溯源过程中所谓“实验室泄漏”假设的重新回归。

　　“实验室泄漏”假设，是一个被西方媒体戳穿过的虚假命题：2020年11月20日，《纽约时报》刊发文章指出，这种所谓“新冠病毒是人造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说法，其实是以前总统竞选顾问班农为代表的美国国内极右翼团体，借助新冠病毒，进行极右翼保守主义话语体系传播所设置的一个虚假议程。美国民众对疫情的恐慌，对政府陷入党争而无法有效运作的不满和焦虑，诸多负面情绪被引导到了一个虚假的目标上，成为极右翼政治动员的一个筹码。为此，他们不惜包装骗子的谎言，发表用一堆不知所云的科学名词堆砌起来的所谓论文，进行完全建立在虚假事实基础上的信息操控和传播，以此淡化美国政府抗疫不力的核心问题，转移民众的视线，引导负面焦虑情绪指向外部的“稻草人”目标，也就是中国。

　　到了拜登政府时期，在今年5月下令美国情报机构介入“实验室泄漏论”调查的时候，情况进一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先自由主义精英可以用特朗普和美国右翼作为美国疫情失控的挡箭牌，但事实证明自由主义精英偏好的民主党除了口头表达有所改善之外，也只会把所有的希望都赌在疫苗上，并没有别的办法来实质性地管控疫情，所以当疫情失控，并且在自身执政能力乏善可陈的情况下，只能再度将“实验室泄漏论”作为唯一的救命稻草请回来，请情报机构炮制谎言。不过，相比特朗普时期那种比较粗制滥造的思路，现在出现了更多的诡辩逻辑，基本特点有些类似美国国内将“上帝造人”的说法套上所谓“智能设计”（Intelligence Design）的外衣，并动用校董等渠道，强迫学校将“智能设计”论定义为“科学”，和达尔文进化论一并讲授，这就是部分已经在潜意识里失去立场的所谓科学家，以所谓“既没有证据证明病毒自然起源（因为没找到中间宿主），也没有找到证据支持实验室泄漏”，那么“就必须公平地对待两种假说，不能轻易否定任何一种假说”的诡辩逻辑，来为美国政府的政治性病毒溯源站台。这种诡辩逻辑的背后，是一种病态的心理：面对失控的新冠病毒，这部分精英显然想做些什么，来驱赶面对病毒的无力感，以及无法拯救美国民众的负罪感，但很显然，这又是一种被扭曲和放大的错误认知。

　　从传播议程来说，围绕疫情在美国失控这个现象的核心议程，其实只有一个：造成美国疫情失控的原因是什么？考虑到防疫工作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工作，防疫失败的原因其实很明显只能从美国政府自己身上去找。这恰恰是最具讽刺意义的一点，因为美国政府对此有清晰的认识：美国疫情在2020年失控的原因，就是特朗普总统及其行政团队的不当干预，这直接导致了美国抗击疫情的挫败，以及新冠病毒在全美的肆虐。2020年10月2日，众议院特设新冠病毒危机小组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特朗普政府在8个月时间内对负责抗疫工作的专家团队施压或者干扰至少47次，实施的干扰行动包括：迫使卫生专家接受政府官员对疫情的判断和观点，即使这种观点不符合科学；批评、边缘化或者开除那些不听招呼，坚持向美国公众披露疫情真实情况的专家；在保护儿童、开放校园、（现场）投票安全、核酸检测以及其他相关主题上，更改、延迟（发布）或者压制（不符合其意愿的）指导意见和科学报告；不顾科学家反对，授权实施可疑的病毒治疗方案；抵制确保疫苗安全开发的努力；并且，在2020年总统选举投票前几周从CDC和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挪用2.65亿美元抗疫经费用于刊发特朗普的竞选广告“战胜绝望，激发希望”。

　　新任美国政府对此心知肚明，但是很显然，特朗普政府的这种不当干预背后，是美国结构性的政治制度设计使然：在两党恶性竞争陷入白热化的总体背景下，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政治人物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采取实质性行动来真正地解决问题，因为这种对问题的解决，不可避免地会触及一部分美国民众的利益，造成政治上选票的流失，为政治对手对自己的攻击提供筹码和口实，这是竞争性政党政治所不能承受的代价。于是，拜登政府直接复制了特朗普政府的对策，用对病毒溯源的讨论，覆盖了对疫情治理的讨论，并将全球抗击疫情的进程导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坚持在溯源问题上反复纠缠，充分发挥美国作为一个否定性超级大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特殊能力，阻断世界卫生组织正确发挥引导抗击疫情的作用，迫使科学家社群为荒诞的“实验室泄漏论”提供所谓的科学、客观、理性的支撑与证据支持，用看上去科学严谨但本质上纯属废话、空话的话术，浪费宝贵的时间资源，为美国以及作为整体的西方在抗击疫情失败的问题上涂脂抹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硬性甩锅中国。

　　其实，当拜登政府明确命令情报机构介入并主导病毒溯源报告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清楚地进入了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的“先射箭再画靶子”的状态：情报机构奉命制造证据，用来论证上司提供的观点，从而完整再现所有犯过的错误，核心特征是将已经被证明为虚假和不存在的事实，作为最“核心”的“客观证据”，然后构建一套看似合理的逻辑推理，再辅助以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所谓“辅助性证据”，企图用看图说话的方式，提供一套“科学”的报告。8月24日，美国情报机构所谓病毒溯源报告正式出炉，其非保密版本摘要显示，该报告不排除“实验室泄漏论”，指责中国“阻碍调查并拒绝分享信息”，这证明美方一意孤行在政治操弄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从本质上看，这份报告是美西方精英为了掩盖自己治理无能实施共谋的产物，其核心作用从个体层面来看，是提供化解内心压力与良心谴责的虚假药方，“已经尽力了，找到问题所在了，可以笑对死去的60万人了”；从美西方国内政治角度来看，这就像当初曾经流行一时的共和党疫情宣传手册，主要是为了给民主党政府抗击疫情不力解套甩锅，继续将美国民众的注意力导向“中国泄漏”，回避对美国政府治理无能的思考，而能够影响的人群，也是那些自愿被催眠和洗脑的人群；从实体的政策层面来看，这样一份报告出台的结果，除了为全球抗击疫情的政策协作与协调提供更大的阻力之外，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作用，或者说，大概率发挥的是反作用。新冠病毒本身是不识字也不会看报告的，它只会忠实于病毒传播—变异—传播的科学规律，忠实地在那些坚持拒绝科学管控经验的人群中稳定和持续地传播，直到遇到能够切断这一传播链条的有效管控措施为止，而显然，美国无论是搞一份这样的溯源报告出来，还是搞1000份这样的溯源报告出来，都不可能对新冠病毒的防控产生实质性的阻断作用。

　　对新冠病毒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新冠病毒起源的科学研究，其实已经比较充分了：2020年3月17日，研究者在知名的《自然-医学》期刊上就发表了题为“新冠病毒的近端起源”的论文。这篇后来在2020年全球最受关注的百篇论文中排名第一（Altmetric指数：34775）的论文明确指出，根据对公共基因组序列数据的分析，导致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是自然进化的产物，研究人员没有发现病毒被改造过的证据；2020年3月26日，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玛丽·巴希尔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所的爱德华·霍尔姆斯教授与合作者在顶级学术期刊《细胞》上发表评论，就指明了病毒溯源的方向。文章提到，基于他们研究冠状病毒的经验，早在2019年12月之前，病毒可能已经在人群中“隐秘传播”。这种新型病毒在人群中出现的时间可能比设想的更早，甚至不一定是最早出现在武汉，但由于无症状感染现象而未被检测到。而对呼吸道感染的回顾性血清学或宏基因组学研究将有助于确定这种情况是否正确。凡此种种成果，通过基本的文献综述就可以有效地获得，只是，在美国，这些真正的科学研究成果，没有能够得到有效而充分的传播，这是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已经无法适应现代需求的表现，换言之，这是美国趋向失败的表现。

　　对于全世界无意放任新冠病毒传播的人们来说，唾弃美国炮制的政治主导下的病态新冠病毒溯源报告，将是一种历史性的选择。几乎可以预见，病毒溯源政治化将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之前发生的戏剧性的一幕：美国政府非常有信心地认为喀布尔至少可以守住90天，结果人们看到的是沸水浇上雪堆一般的崩溃和瓦解。站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角度，所有有良知和责任感的行为体，都应该聚焦于抗击疫情，遵循科学指导，在疫苗分发、疫情控制、经济稳定与灾后重建等问题上开展有效与积极的合作。顺应这一潮流的国家，将得到历史的肯定，而挑战乃至一意孤行要阻断这一潮流的国家，也将得到历史的裁决，这一点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

　　（作者：沈逸，系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