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社会文明层面的差距仍是全方位的

　　在东京羽田机场直上三楼出发层的滚梯中段，我回头惊然发现司机还站立在送机口，仍在向我鞠着躬道别。他是大连人，到日本快20年了。第一次受同胞长鞠礼，除了有点受不起外，还对日本优质服务与文明教化惊叹不已。

　　5分钟后，在换登机牌处，遇到一群“暴买日货”的中国人，他们一句外语不会，询问我在哪打包、如何过关。当他们从我这里知道所有信息后，连声“谢谢”都没有，扭头就走了。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只是中日两国个别人群间的教养差异，更是两个社会群体在同样经历过多年快速发展后所呈现出来的文明水平差距。

　　在日本几天，有数十个亲历事例证明，除了经济总量的超越之外，中国对日本的社会发展差距仍然是全方位的。承认这一点，在中国舆论界一定会挨骂，甚至可能会“政治不正确”。但是，在中国GDP总量迅速超越日本的背景下，如何冷静地察觉到中国本身的不足，发现“对手”日本的某些优点与长处，相当考验智库学者的智慧与责任。

　　我不愿像游记那样赘述东京城市街头多干净，街道设施多便民，商业服务多么可亲，厕所卫生多么无味……只讲一个例子就够了：2014年中国赴日本旅行达220万人次，比上一年增加82%;2015年更达到500万，再翻一番。去年访问日本的外国游客，中国人占25%，消费额却占近一半，这其中将近1/3的中国人都去过日本两次以上，俗称“回头客”。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去了日本的中国游客回国后，都在讲同一个故事：日本挺好，印象不错，东西也不贵……

　　中国游客“用脚投票”，也能反映出中国发展的诸多不足。尽管从2007年以来，对日本厌恶的中国人(主要在政治方面)比例从不到4成增长到接近9成;尽管中国国内无数网络舆论在抨击中国游客的“没有骨气”或“贱”;尽管我们有无数理由相信未来中国会更好，但至少目前看来，中国急需一份研究报告，全面剖析中国游客为何义无反顾地冲向日本，并消费了相比他国的最高平均额度？

　　中小国家的“命”，却怀大国的“心”

　　真实地看日本，是让近年来狂热地痴迷于国力上涨的中国人冷静、保持忧患意识与自我批判精神的重要途径。

　　当我们发现，日本其实只有中小国家的“命”(如它的国土面积排在全球第62位，人口排在全球第11位)，却曾经干出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且仍长期保持全球经济、技术靠前位置的能力，甚至还扬言要“领导亚洲”，中国人更应该拥有敬重日本人的雅量。这种敬重恐怕应与对日本扭曲历史观的憎恶、对其外交“两面人”方式的批判并行不悖。

　　日本国土约37.8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1/25左右。日本只有1/5不到的土地适合农业和居住，但日本却有1亿多人口。类似人口密度恐怕只有让现在的台湾、海南再增加4-5倍的人口才能体会。

　　奇怪的是，在东京、京都等城市街头，并没有像香港那样的拥挤感。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日本城市的地下几乎已被掏空了，有的地下还有好几层，民众只需要在地铁、地下商场、各个楼宇间穿梭，就能完成日常生活与工作的衣食住行。”日本人细致合理利用城市空间布局的高明之处显露无疑。

　　此外，日本以小为美，小山，小花，小脸，小雀儿，还有小确幸。这些精致到极点的状态，甚至让许多中国人产生怜爱感。

　　“这些‘小’有时会让中国人变得怜爱爆棚，自己似乎被日本无穷尽地吸引住了。”一位迷上东野圭吾的朋友告诉我。在日本城市与村落，我与同行师友们也不止一次感叹，日本人是如此执迷于各个角落、每个空间的捯饬!

　　因此，我们恐怕要从另一个新角度去观察日本，比如，看看是什么让日本民族心理形成，以及伴随着扭曲而产生的国运延承等等。

　　两个并未受中国重视的日本优点

　　日本这种专注细节、坚忍的民族性情，使其社会呈现出了超级稳定的结构。而这恰恰是除了技术创新、社会文明外，中国还应重点研究，却很少在舆论中得到重视的地方。

　　首先是“保守服从”的日本大众心理是如何塑造的？日本大众普遍具有明显的秩序意识和从众倾向。一般人比较尊重权威，尤其是在这种大众心理下形成较为均质的社会结构。19世纪70年代，日本认为自己属于中流阶层的家庭高达90%，这就是所谓“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当然，20年后，这个比例变成了40%。但上世纪日本长期民权化的经济政策与社会发展进程，对目前中国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转型时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其次，更有借鉴意义的是，中国人需要准确琢磨出“一党优位”的日本政治体制的秘密。二战后，日本自民党单独执政和联合执政算起来，已经有六七十年了，这也算得上当代世界各国的政治史上的一个传奇。毕竟，这是在权力开放和竞争性选举的条件下，通过一次次“选战”，才得以蝉联执政、一党独大的。

　　无论这种长期保持执政地位的背后，是多么令人诟病的政、官和财“铁三角”或金权政治、派系斗争。但这种特殊体制一度让日本获取国际资源和强大治国理政的能力。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池田勇人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启了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当时日本连续创造了19年国民经济超过两位数增长的奇迹，1960年更是创纪录地实现了21.4%的增长奇效，还实现了社会政策的托底，维护了社会和谐与长期稳定。

　　无论从政治意义上的理论创新，还是从金融方法论上的资源配置，中国继续学习与钻研日本，与对日斗争博弈显得一样重要。(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近著有《美国的困惑：一位智库学者调研美国的手记》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