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正处在难民危机之中，留给默克尔总理应对危机的时间不多了：她希望欧盟各国在难民问题上协调一致、共渡难关，反遭各国反对，德国空前孤立，欧盟空前分裂;她号召国民发扬人道精神，举国坚持“欢迎难民的文化”，但不堪重负的民众几乎怨声载道。这位半年前为大批叙利亚难民敞开国门、被誉为“妈妈默克尔”的全球年度“最强女人”正面临着政治生涯中最艰难的考验。短短几个月，她从民望顶峰跌入低谷。她到底做错了什么？笔者以为，默克尔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失算”：

　　一，在经济方面，听从专家和经济界的意见，认为接受难民对德国是大好机会，既可缓解人口下降问题，又可刺激经济增长，但忽略了过程与时间代价。

　　对大量难民的到来，专家们乐观建言，说这是德国难得的机会，将催生一波“难民经济景气”。OECD专家去年11月曾预测，政府救助难民的措施将刺激德国经济在2016年实现较高增长，德意志银行也预估“难民经济”将为德国经济增长贡献0.25个百分点，经济界普遍支持政府的难民政策，期待从中受益。专家们的乐观还在于，德国人口出生率低，每年需要“补充”30多万人才可保持结构平衡，而大批难民的到来恰好填补人口赤字，尤其是一半以上的难民年龄在25岁以下，适应性强，加以培训，可长期保障人力供给。另一方面，德国教育机构可为难民提供培训，全国闲置住房多达200万处，其中有60万处即可腾出供难民居住，德国有接受难民的能力。

　　然而，相关政策因政府联合执政各党之间意见分歧而迟迟不能出台，具体措施也缺乏统筹，解决问题的时机被一再延误。默克尔低估了政府内部政策协调的难度，高估了民众的承受力和忍耐力，形不成有效的决策和措施，良好的愿望脱离现实，机会丧失。

　　二，在文化方面，受救世价值观驱动，坚信德国和欧洲负有人道和人权使命去拯救受苦受难的求助者，但忽略了难民异质文化带来的剧烈挑战，道义制高点脱离现实就变成了空中楼阁，撕裂了社会。

　　了解默克尔身世的人相信，她成长于一个基督教新教牧师家庭，宗教救世思想使她不顾国内外压力，坚持向难民开放的政策，却低估了难民引起的文化冲突。百万难民中多数是穆斯林，早在十年前，一份政府部门报告就指出，德国穆斯林居民比信仰其他宗教的人更有暴力倾向。近年来，德国社会反对“伊斯兰化”的思潮渐成气候，跨年科隆事件进一步激发了德国社会的不满，越来越多民众不愿接受难民;一些社会精英甚至宣扬，穆斯林根本不可能融入德国社会，他们将“把德国毁掉”。

　　不管真理在谁一方，现实是，从道义上解决难民问题已难获民众认同，“老好人”一词被评为德国2015年年度恶词，用以指称那些帮助难民的人们。这从侧面反映出德国社会在难民问题上已经分裂，道义原则无法解决问题。

　　三，在欧洲方面，默克尔希望欧盟免受难民潮冲击，竭力推进“欧洲解决方案”，却遭各国反对，致使“欧洲解决方案”失败，涉及各国的难民问题演变成了“德国人的问题”。

　　去年夏季，在大批难民涌入、欧洲面临人道和道义危机的关口，默克尔挺身而出为难民大开国门，德国成了难民的“圣地”，默克尔成了难民的“妈妈默克尔”。但德国对难民的“欢迎文化”给不愿接纳难民的沿途国家造成沉重的经济和道义压力，一些国家领导人甚至认为，难民的到来就是“外族入侵”，德国的“欢迎文化”鼓励了异族侵入。因此，当默克尔提出加强欧盟外部边界管控、各国不可设置接纳难民上限、保持盟国内部边界开放、分担难民的“欧洲解决方案”时，她遭遇了阻力，德国陷入孤立，就连亲近的邻国奥地利都撇开德国，召集巴尔干国家另起炉灶，严控难民进入本国。

　　应该说，德国的方案有其合理性，智库巨头贝塔斯曼基金会预测，管控内部边界将在十年内给欧盟造成至少4700亿欧元的损失。但伙伴们不听德国的“好人善言”，原本要率领欧盟为大家解决麻烦的德国自己却成了大家的麻烦。

　　欧洲难民危机并没有因默克尔“欧洲解决方案”失败而消失，反而在进一步激化中，当前被阻挡在希腊和马其顿边界的难民随时可能触发人道灾难。事态的发展也许会证明，默克尔的政策是对的，但那只是“未来的正确”，而民众关注当下，他们要安宁，不要难民，默克尔对难民开放边境的政策违背了民意。政治家只有经济和道义的考量是不够的，更要顾及本国、甚至相关国家民众的接受程度。否则，徒有良好愿望，到头来可能事与愿违。(作者是前中国驻德使馆公使衔参赞、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