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颠覆性技术”这一概念越来越受到智库学者和产业界人士的青睐。之所以受热捧，与2013年美国智库发布的两份报告有较大关系。2013年5月，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颠覆性技术：将改变人类生活、商务和全球经济的前沿技术》研究报告，预测了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3D打印等十二项技术是未来的颠覆性技术，具有十分可观的市场前景。同年9月，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也发布了《游戏规则改变者：颠覆性技术与美国国防战略》研究报告，认为要凭借技术领先优势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建议美国防部未来重点投资研发3D打印技术、无人系统技术、定向能武器技术、网络战技术、可提升人的生理与认知能力的使能技术等五项颠覆性技术。

　　其实，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教授早在1995年就提出了颠覆性技术的概念。当前，从国内学术界和产业界对于颠覆性技术的讨论来看，要么偏重于概念的炒作，要么盲目叫好、人云亦云，真正冷静分析的不多。笔者认为，若不厘清国内对于颠覆性技术认识的误区，对我国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将带来负面影响，有可能不知不觉地步别人的后尘，到头来离自主创新的目标越来越远，甚至对国家安全带来不可忽视的风险。

　　误区之一：把未来的技术预测视为一定会发生的现实技术。既然是预测，就有一定的预测概率，就有可能成为现实，也有可能无法成为现实。但国内不少研究脱离预测分析的前提和各国技术创新的国情制约，空谈所谓的颠覆性技术，恐怕有时空错乱之嫌。

　　误区之二：过于强调技术本身而忽视技术物化后的运用效果。技术本身不能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必须是在其物化为产品并被合理运用后才会产生颠覆性影响，技术创新是一个具有生命周期的链条，从技术发明到产品设计到市场转化再到应用效果的体现，每一个环节都有其风险。因此，目前国内研究颠覆性技术本无可非议，但若只强调技术本身如何如何颠覆，而忽视技术物化、市场转化及应用实践的过程研究，对于颠覆性技术的认识恐怕如盲人摸象。

　　误区之三：过分强调技术跨越而忽视技术积累的重要性。颠覆性技术一旦在手，不仅少走弯路节省时间，还能带来巨大的效益，这种功利化的憧憬是导致人们对于颠覆性技术热衷着迷的重要原因。但是，对于大国而言，科学技术和产业体系的发展不能过分依靠跨越甚至天上掉馅饼，而必须遵循科技创新的一般规律，加强重要科技领域的技术储备，塑造科技发展-市场效益-国家战略相协调的技术生态氛围，才会有助于科学技术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

　　误区之四：过分看重颠覆性技术的预测结论而忽视预测本身是否科学。但凡智库提出一份研究报告，总是与某特定的背景紧密相关，或是为了给政府提供咨询参考提振产业信心，或是为了提升智库本身在业界的存在感，或是为了争取对智库其他相关项目的支持。预测分析的方法无论多么完美，都要受到开源数据是否完备、数据处理人员是否细心、政策分析人员是否有个体偏好等因素的影响，若再考虑到市场本身的动态性和各国国情的差异性，预测的结论只能作为一时的参考，而不能过分地迷信。

　　误区之五：过分强调颠覆性技术的概念而忽视颠覆性技术的应用对象。谈到颠覆性技术尤其是军事领域的颠覆性技术，实际上暗含了颠覆性技术应用对象——即要作用于谁、颠覆谁——的问题。国内在研究颠覆性技术的时候，如果忘记了颠覆性技术的应用对象而笼统地谈颠覆，只是一味强调概念，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喊颠覆，不仅会轻易落入对手设下的“技术陷阱”或战略圈套，而且将浪费大量的宝贵资源。

　　我们对于颠覆性技术的认识，应有常识判断，应遵循技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尽可能地实现重大创新，为军事斗争探索非对称的制衡制胜手段。我们要提高技术认知力，确保不被敌实施技术突袭，更不要把别人的需求当成我们的需求。因此，对于颠覆性技术的认识，无论是战略分析人员还是技术管理人员，都有责任秉持足够的科学理性和高度的战略警醒。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朱启超）